校长个子足有1米78，不胖不瘦，身材敦实。他总是站得沉稳、端直而又淡定从容，双手不是背在身后，而是交叠在身前。他的嘴角总是带着一丝笑意，固定而又自然。全体师生开会时，因为没有会场，所有人都站在五、六年级和四年级教室之间的空场上，学生们叽叽喳喳排着队，不时有调皮的男生互相揪扯，女生交流着踢毽子跳大绳的经验，老师们在队伍旁闲聊抽烟，一股人潮的声响笼罩全场。这时，校长站在前面，用那威严和笑意并存的目光从队伍的左边慢慢地扫向右边，于是，所有的嘈杂都随着这渐渐扫过去的目光消失了，好像一块大抹布把什么东西都抹走了。

　　当我们在校门口跟卖冰糕的小贩交易时，只要谁喊一句“校长来了”，交易的各方立刻会作鸟兽散，连小贩也牵着后座捆着冰糕箱子的自行车飞跑，就是交了钱还没拿到冰糕或是零钱也都不管了，跑！

　　也有跑不及不幸被捉住的，其他学生都兴奋地看，一片欢呼，“逮住了逮住了！×××让校长逮住了！”那被“人赃俱获”的孩子吓得小脸通红，乱蓬蓬的头发似乎都要吓得立起来，手里正拎着那刚买的还没来得及舔一口的冰糕，低着头，跟着校长走回校园，走到办公室门前，那时阳光正好，校长并不斥责他，仍是笑眯眯的，让他站在办公室门前，一手举起那正在化水的冰糕，抬起头，张大嘴，眼睛务必要盯着那冰糕。那冰糕化的水一滴滴地正好从嘴边划过，可是却一滴也不许接在嘴里。就这样，半节课过去了，冰糕也只剩一根小木片了，校长过来摸摸他的头，问他：“冰糕好吃吗？下次还买吗？”那小孩立刻汗泪交流地拼命摇头。于是校长就放他走了。下次被捉到的就绝不会再有这孩子。

　　当然，校长并不禁止一切校门口的小贩，修钢笔的、卖文具的就不在驱赶之列。校长禁止的似乎只是零食之类，夏天尤以冰糕为最。

　　校长并不只做校长，他还要教三年级的数学，我上三年级时就正好赶上他教我。三年级数学开始学习小数点，很多同学会忘记加，或者加错位置，校长讲数学时严格要求大家要细心。一次课上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会计算账时点错了小数点，钱款数目就差出十几万，他赔不起，没办法，就上吊自杀了。

　　这个故事在我们心里引起了巨大激荡，校长讲这个故事时，眼睛里没有笑意，只有那惯有的严厉。“一个小数点，能要人的命！”这句话带着寒意在我们心头回荡，成为永远的警示。

　　校长讲课时喜欢与实践结合，让我们觉得学习是有趣而又有用的事，比如他讲自己大学时学习化学，老师让他们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制造抹脸的雪花膏，然后在校园里叫卖，一毛钱一小袋。雪花膏的故事一度使我对化学这门神奇的学科大有兴趣，直到我的中学老师让我一遍遍地填写那怎么也写不对的化学方程式。

　　校长在校园里种了葡萄，办公室门前有一架，结的是大葡萄；办公室后面沿着通道又有长长的一架，结的是小葡萄。大葡萄甜，小葡萄微酸。等到葡萄成熟时，在某个秋天的上午，各班的班长就被召集到校长的办公室里，用两个大脸盆端回分得的葡萄。老师把葡萄分到每个人手里，有人迫不及待地揪了个小葡萄就往嘴里塞，立刻被酸得挤眉弄眼，班级里快活得不得了。校长转悠到各个班级看我们吃葡萄，嘴角眼睛里那惯有的笑意更浓了。

　　除了葡萄，校长还种了桃树、杏树，还有草莓，更多的是各种蔬菜。在办公室门前直到校门的一大片菜地上，不仅种了葱蒜、白菜、萝卜，还种了洋葱、花生等等。到了花生、洋葱要除草的时候，五、六年级的学生就会到菜地里上劳动课。劳动课上，大家兴奋异常，对农活并不陌生的我们对于在学校里拔草、摘花生、薅洋葱似乎更觉着有趣。校长菜地里的辣椒、洋葱、茄子，摘下来经门卫兼厨师侯师傅一炒，就到了住校老师们的饭盆里。

　　我所在的小学校坐落在3个自然村之间，被麦田、玉米田、棉花田以及桃林、大杨树环抱着，没有楼房，只是两排半的红砖起脊房。学校也没有眼花缭乱的课程，更没有铺天盖地的讲义、试卷，也没有各种竞赛，甚至没有什么课外书。然而，学校教学质量在全乡名列前茅，我的小学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快乐，汉语拼音和算术也学得扎扎实实。我想，那不仅是因为老师们的辛勤教导，更是敬爱的史校长的功劳。

　　在农村学校撤并的大潮中，我的母校大都消失了。而我最初的精神家园，给我最多快乐、自信与收获的小学也被合并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我的老师有很多，给我印象深刻、让我深深受益的老师也有不少，可是，我最能清楚记得的教诲却是史校长的那些话，它们让我在学习时细心谨慎，在做人上时时自省。如今，我也做了老师。读到《窗边的小豆豆》时，我感到欣悦，却没有羡慕，因为，史校长早就给了我们一个同样的“巴学园”。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