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2014年教师节前夕，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发表讲话《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倡导大家做“好老师”，并进一步阐释“好老师”的标准：第一，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第二，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第三，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第四，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 

    对照标准，作为一个拥有二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似乎和“好老师”能扯得上一些关系。加之常常有学生与家长，在毕业若干年后一定要找寻到我，感激“栽培之德”的时候，飘飘然，以为自己差不多就是一个“好老师”了。 

    尤其是晚辈老师们前来讨教：“如何成为一个好老师？”心中美美的以为自己就是一名好老师了。也罢，在迷彩的虚荣的肥皂泡中，开讲我成为“好老师”的旅程。 

    记得我在安徽乡下教书的第二年，班级里有一个女生叫潘招娣，看其名，就知道家中女生甚多。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来报到，于是校方叫我这个班主任去家访，了解不上学的原因。我只得在一个傍晚，骑着自行车去了潘招娣同学的家，看见她正领着三个妹妹在喂猪。等了一个多小时，她的父亲终于从田地里干活回来了，不过说话到很直接：“老师，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老二、老三也在你们学校读书，老小明年也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大实在缴不起学费了。”第二天我将家访的情况反馈给校长，校长说：“那你们班辍学一人，期末评优一票否决啊！” 

    窘迫中，我再次家访，和潘招娣同学的爸爸商量：“学费我先垫着，让娃来上学，有钱了再还我吧。”这一垫就一直垫到小学毕业，共四个学期，700多元，对于现在来说真的不多，但可知那时我的工资才300刚出头。

   不过，这事在我已经完全遗忘的时候，潘招娣同学竟在2008年的一天出现在我上海的学校门口，说她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说她对于学费的事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她在上海上班，终于可以偿还学费了，并请我喝咖啡，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我的好。 

　　就这样，因为校长的为难，我被逼成了一个所谓的“好老师”。 

　　当然，也不会忘记，镇教办主任指示我这个才教了三年书的新人，代表全镇参加全县优质课比赛。得知参加比赛的有县实验小学教导主任，以及其他镇差不多派出的都是教学骨干的时候，我气馁了，找到主任：“我不行的。我会给全镇老师丢脸的。”主任断然拒绝了我派其他老师的请求，还说：“你是科班出身，不上谁上？你不但要上，而且还要拿一等奖回来。” 

　　没有办法，在三个月的准备时间里，我夜夜不是苦读黄爱华老师的教学艺术，就是邱学华老师的尝试教学理论，白天奔波于县城教学高手的课堂，同时不断地推翻自己的教学设计。 

　　其实，教学比赛就是输了，我也有理由搪塞啊。但最终，在教办主任一等奖的威逼之下，唯有迎难而上。这样，我不但收获了第一名的比赛结果，接着还以最小的年龄评为了县数学教学能手。更重要的是，通过魔鬼式的阅读与听课、备课，我懂得了怎样解读教材，怎样选择更好的方式组织课堂。 

　　不过，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2002年我履新上海的一所学校，学生们用跳楼、撞墙、刀刺同学、在老师背上贴漫画、在语文老师的课上溜出踢球、绑架校长等等手段逼迫我放下数学，去直面学生心灵，我的数学教学才深入到了教育的层面。也只有当这些学生在气走了七位班主任，而要坚定地和我一起去追寻智慧、追寻高尚的时候，我才认可，我差不多快要成为一个“好老师”了。 

　　读《教学的勇气》，如遇知音：这些痛苦我都有啊，然而怎么做呢？这时，恰好看到最后一句：“具体怎么做不是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是教师心领神会操作的；把握对立事物的张力在于存在的本质，而不在于怎么做……这些技巧根本不存在。”臣服于帕尔默，如果成为一个“好老师”真有什么技巧的话，那一定是不断的挑战被学生逼、被家长逼、被领导逼，乃至被自己逼的底线。 

（作者单位：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