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犀利哥”做客南理工

杨东平“亮见”中国教育的变革

6月18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东平先生做客南京理工大学紫麓讲坛，再一次向人们“亮见”他对中国教育变革的独特见解。

作为全国著名教育理论家，杨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他先后著有《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有多少状元可以真正成才》等专著，主编并参与了《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环境绿皮书》等年度政策性文件的起草和修订。

杨东平先生还是一个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近年来，他在专注于学术探讨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广泛地社会关怀之中。他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呼吁关注农村的教育、城市贫民的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并直接参与了有关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诸多社会活动。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人们不断在各类媒体上听到他的声音。而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他也是只问事非，不计利害得失。正因为如此，他发出的声音始终是独立、尖锐甚至是有些犀利的，被戏称为“中国教育的犀利哥”。

“分数、升学率、文凭，只是教育很小一部分的功能，对人的终身发展而言，身体健康、人格健全、个性发展无疑更为重要”

此次在南理工进行的《教育能改变吗？》的主题演讲，杨东平先生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极其贫困、极其短缺的阶段，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由无数微变革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成为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他因此断言:“中国教育目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夜”。

杨东平认为，2003年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观念转变：经济发展必须以增进人的发展和幸福为根本价值，而不是以数字、规模、速度为本。教育作为直接以人的塑造为使命的活动，应当首先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事实上，分数、升学率、文凭，只是教育很小一部分的功能，对人的终身发展而言，身体健康、人格健全、个性发展等等无疑更为重要。为此，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必须发生深刻的改变，“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教育不仅仅是国家民族振兴的千秋大业，也是重要的民生事业。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杨教授还由此引发了对“受教育越多是否幸福感就越强”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思考。他认为今天中国城市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宅男剩女”，这其中不乏高学历的精英，他们读书很优秀，却似乎失去了自由交往、发展个人幸福的能力。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否也折射出中国教育的悲哀呢？

“教育的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公众的选择性在明显增加，他们开始用脚投票，以自己的行动来促进中国教育的变革”

杨东平教授引用了一组数字来说明中国教育目前供求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2011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达到创纪录的72.3%，包括山东在内的十多个省市的这一比率已经超过了90%。与此同时，公众的选择性也在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以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不满。高考弃考人数已达100万，新一轮的留学潮如火如荼。出国留学人数正以20%的速率在增长，高中阶段出境学习的人数已占留学总人数的22.6%。

除此之外，“洋大学”正在快速登陆中国大陆。除原有的宁波诺丁汉、苏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之外，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招生。今后几年，仅广东省就将再引进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4所境外大学合作办学。这些扎根中国本土的“洋大学”展现出了与内地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形成了与国内高等教育的比较和竞争。

杨东平表示，现如今比“教育能改变吗”更为深刻的疑问，应当是探索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而这些来自民众以及外部环境竞争的压力则有可能转化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的真正动力。

“中国教育不仅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更需要来自基层和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越来越多出现的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已成为教育变革的新亮点”

演讲中，杨东平引用了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富兰所著的《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一书中的学术观点。迈克•富兰认为：世界各国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大多是失败的，轰轰烈烈之后往往无疾而终。因为教育变革是一个非线性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机制。应“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而新思想往往产生于多样性的文化和在团体边缘的人。

杨教授为此例举了一些来自民间和基层教育变革的探索实例加以佐证。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等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短时间内筹集资金达两千多万，显示了微博改变社会和公众参与的巨大力量。2011年10月，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覆盖680个县市、惠及2600万农村学生。环顾我们身边，正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的成功案例。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导的在全国范围近千所学校开展的“新教育”实验；正在大范围推广的李英强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计划；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梦想课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乡村幼儿园实践等等。

杨东平教授认为：免费午餐从民间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不仅彰显着公民社会的真实力量，而作为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通过公众参与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预示了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新模式。

在基层学校的教育变革方面，以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最为典型，这一在偏僻农村自发开展的学生主体课堂的教学改革不胫而走，影响遍及全国。这种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个体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创新，强调每一个人的学习和参与，体现了去中心化学习模式和“互联网精神”，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创新的模式。

“中国教育改革不但应当、而且可能、并且正在发生，让我们共同促进这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杨东平先生最后以此饱含激情与满怀希望的结论为他的精彩的演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编辑：沈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