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武汉经验”

学生标准化视力低下率3年下降5个百分点——

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武汉经验”

　　10月30日，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幼儿园教师把爱护眼睛的重要性融入童话故事，帮助小朋友从小树立护眼、爱眼的意识。

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穿梭拉拉球、彩带飞盘球、回旋镖、抛接球……10月30日上午，正逢大课间，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红领巾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在操场上分组玩起了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学校发明的爱眼、护眼运动，能通过手眼协调锻炼眼部神经，达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统计，近年来，我国近视人数已经超过4.5亿，并愈发呈现出“低龄化、重度化”趋势——小学生的发生率约占30％、初中生约60％、高中生约80％、大学生约90％。如何让青少年群体“不近视、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

　　自2009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学生近视防控试验区”，到2018年成为“全国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区”，武汉市通过积极探索，形成了近视防控工作“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项目运作”四位一体管理机制，“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动态管理”四项内容和“三项监测、三重干预、三方共管”三项工作方法，并研发了“智能监测与数字化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系统”，用10年时间创造出近视防控的“武汉经验”。不久前，一份来自武汉市92所重点监测学校的监测数据报告显示，自综合施策以来，学生标准化视力低下率从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

　　变“治”为“制”——

　　政府主导健全组织与管理保障机制

　　“小朋友，手洗净，不用脏手揉眼睛，手绢毛巾要专用，还要经常保干净……”记者走进硚口区水厂路幼儿园，看到橱窗、电子显示屏、班级走廊里都展示着各类视力保护儿歌、标语，孩子们在进行手工操作时会戴上防护镜，下课后会排队洗手。

　　非但如此，教师们还会根据室外光线强弱来调整室内灯光，在上课时纠正孩子们的坐姿，配合幼儿园督促眼保健操的落实，午餐时告诫孩子们注意营养摄取均衡，定期检查视力。

　　园长徐琼琳告诉记者：“学前阶段是幼儿养成良好用眼习惯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班级视力健康管理工作和视力低下率增长率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以唤起教师群体对孩子们视力健康的集体重视。”

　　除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外，蔡甸区第一小学还要求各班推荐两名学生担任“小视保员”，以签订责任状的形式让学生进行自主管理。“小视保员”们必须严格监督任课老师按时下课、不多留课外作业，配合保健老师进行定期视力监测，帮助同学矫正不良用眼习惯。

　　南望山小学形成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副校长直接分管、学生发展部与卫生保健老师主抓落实的“三位一体”管理小组，将视力健康教育课纳入每学期8课时健康教育常规课，以“预防近视从正确的握笔开始”“预防近视从做眼保健操开始”等为主题进行针对性教学。

　　多年来，为破解学生近视防控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缺乏统一领导体系、缺乏全面系统资料数据、缺乏资金投入、缺乏有效监管”及“卫生、教育条块脱节，临床与预防学科脱节”等难题，武汉市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联动的管理机制，以公共卫生、眼科、营养、心理等多学科专家为核心的科学决策机制，以非营利性专业机构——武汉市视防中心为载体的社会公益服务机制，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专家指导”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武汉市教育局建立起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的市、区、校三级管理责任机制，以及多部门联动的监督管理与考核评估机制，将近视防控纳入政府政绩考核。

　　“通过将‘养人’转变为‘养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政府的监管与实施职能逐渐分开，我们在视力健康管理工作上实现了防控成本‘一降’、科学性‘一增’、工作效率‘一升’的三重效果。”武汉市常务副市长陈瑞峰说。

　　变“事后”为“事前”——

　　构建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不爱护眼睛的代价是什么？近视之后有哪些苦恼？近日，江汉区清芬路小学组织了一场“教训分享会”，五（2）班学生小鹏用亲身经历给全班同学上了一课。

　　“一年级刚入学时，我觉得自己的视力很好。无论老师怎么督促，我总是歪着、趴着写字，一回家就打开电脑玩游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小鹏说，“后来我的眼睛看东西时逐渐开始变得模糊，班主任发现了我总眯眼看黑板的情况。经视力检查，我由于长期高强度近距离用眼，提前步入近视行列，不得不挑选一个最讨厌的‘朋友’——眼镜。”

　　随之而来的是生活上的诸多不便，眼镜成了小鹏参加篮球、足球等课外活动的负担。经历了这一变化后，小鹏不再是护眼“困难户”，开始主动申请成为视保员承担起班级视力自测、眼保健操培训等任务。此外，小鹏和父母签了“军令状”，严格控制自己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每半年做一次近视预警监测，及时了解视力健康现状和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调整干预措施。

　　上个月，小鹏再次复查时发现，其近视度数与半年前相比，并没有增加。这使得他深有感触：“好好爱护自己的眼睛，真的很重要！”

　　为了将视力防治从往日的“事后”移至“事前”，武汉市构建了以科研为先导，以学校为平台，以学生全人群为对象，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综合干预和动态管理于一体的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武汉市视防中心配合教育部门从政策角度出发，对分管领导、校长进行培训，加强责任意识，引起高度重视；从专业技术角度出发，对健康教育督导员（校医）、班主任进行培训，增强工作信心、传授防控方法；从健康知识和技能角度出发，对学生视保员、家长进行培训，使他们能支持、督促学生们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随后，各学校陆续成立“家校共育”平台，遴选出由各年级家长代表、班主任代表、社区代表组成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家委会，以及班级、年级、学校三级家长网络体系。学校通过视力健康宣教、沙龙活动、家长信、宣传册等方式，让家长们共同监督、指导孩子的视觉行为。家长也会分享自己在家中如何运用饮食、作息、运动、视觉环境等保护孩子视力的经验，参与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的全过程。

　　10年来，武汉市累计开展校长培训145场、保健老师培训165场、班主任培训820场、视保员培训1841场、家长培训1313场、学生视力健康教育课5680场，建立了一支中小学分管校长、保健老师、班主任、学生视保员组成的“视防大军”，形成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大健康体系。

　　变“静”为“动”——

　　建立数字化动态管理系统

　　“按学生身高定期调整桌椅高度，监测教室光线强度和桌面光照度，保证教室的墙壁洁白，安装窗帘使白板不反光，动员学生养护绿色植物，各班每两周至少调换一次座次，第一排课桌前缘与黑板距离2米以上，最后一排课桌的后缘与黑板距离不得超过8米……”近日，在武汉市防控中心的指导下，青山区新沟桥小学根据视觉环境监测预警结果，对学校的用眼环境进行调整。

　　新沟桥小学是一所拥有60年历史的老校，原本每间教室只有4盏40瓦的日光灯，自该校被纳入武汉市视力健康管理重点监测学校后，其用眼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工作过去在监督问题上一直存在难点，武汉市视防中心联合多方力量，运用“互联网+”思维研究开发了“智能监测与数字化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系统”，对每所学校进行3项动态监测：一是学校视觉环境监测预警；二是学生视觉行为监测预警；三是对学生视力、眼屈光、眼生物和眼生理等健康状况进行监测预警。

　　“孩子的视力变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降？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每学期的视力监测结束后，武昌区武珞路中学教师汪志灵都会第一时间向家长反馈孩子的视力监测状况。

　　“前几年收到回执单时，家长经常丢在一边看都不看。现在只要老师忘记换座位，家长都会跑来提醒，认为长时间坐一个位置对孩子视力不好。”汪志灵告诉记者，“这几年的最大感受是，学校里戴纠正眼镜的孩子比原来多了，家长对孩子的视力关注度提高了。”

　　除了班主任向家长反馈学生监测信息、回收回执单外，入校监测预警的实时数据分析也是监测预警反馈工作中重要一环。各学校必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为每名学生建立起视力健康档案，纳入“智能监测与数字化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系统”，作为后期监测学生视力的长期数据。

　　“‘智能监测数字系统’可快速建立规范化学生视力健康基本档案，进一步开展相关危险因素调查，跟踪个人的健康行为、干预措施与效果的落实情况，进行全过程的动态跟踪管理与干预指导，为学生切实筑起保护视力健康的‘防护墙’。”武汉市视防中心主任杨莉华说。

　　截至目前，武汉市视防中心已对全市90万中小学生进行了裸眼视力检测和视觉环境、行为调查，并对其视力健康展开了进一步跟踪管理。不久前，一份来自武汉市92所重点监测学校的监测数据报告显示，“自综合施策以来，学生标准化视力低下率从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小学阶段分别下降0.21个百分点、2.45个百分点、3.31个百分点，实现了‘三连降’。”

本报记者 李小伟 程墨 通讯员 毛军刚 党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