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宪：一生精研只为国

徐光宪（1920.11.7—2015.4.28）

　　您用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用自己多达300万字的著述，奠定了在化学界的泰斗地位。

　　您和团队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产中，依靠自己的努力攻关，使中国在稀土分离技术上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短短十几年，中国便从一个稀土“匮乏”大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出口国，并占据了国际市场80%的份额，造就了一个关于稀土的“中国传奇”。

　　然而，少有人知的是，从量子化学到配位化学，再到核燃料化学，直到最后的稀土化学，您曾无惧挑战，四次改变研究方向。在漫长的科学实践中，您始终将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发展前沿紧密结合，“国家需要”始终是您心中第一位的理由。

　　也正是凭借您创造的稀土“中国传奇”，2008年，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中国化学、化工界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那年，您已88岁，但仍活跃在科研一线！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您常常将课堂延伸到办公室和家里，有时甚至一直和他们讨论到深夜。即使年近九旬，您发表每篇文章，都坚持一字一句打字完成。您有时做实验走得很晚，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来到实验室，一说话，学生们常发现您又忘了戴假牙。

　　除了科研，学生们说起您，对您印象最深的就是“做人”。73岁那年，您和多名科学家一起到美国参加稀土国际会议。住宿的宾馆一个房间46美元，大家都说让您自己住一间，可您坚持要和大家住一起，节省费用。

　　在您家中的书柜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夹，而每一个文件夹都有一个编码，对应着一个学生。学生们修改过的论文，相关的交流资料，您都会放在单独的文件夹中。您搬了好多次家，但这些资料却一直在您的书架上。您爱生如此，让很多已经做了教授的学生感叹：“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没有真正学会像徐先生那样指导好自己的学生。”

　　有人曾问您，一生中感到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您立即答道：“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几十年来，您不仅培养了近百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还为我国稀土产业界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谈起您的得意门生，黎乐民院士、黄春辉院士、高松院士、严纯华院士……您往往满面春风：“他们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大大超过了我。”

　　这就是一个师者为国、为学的情怀！

王保树：留志于法情长存

王保树（1940.6.15—2015.6.22）

　　举行您追悼会的那天，天空下起了雨，给离别增添了一份悲伤与苍凉。

　　那一天是2015年6月26日，而在6月13日，您还坚持出席了民法典编纂与商事立法研讨会，还在会上做了开幕致辞。

　　其实，那时您早已在医院接受治疗了。

　　谁又拦得住您呢！几十年间，你从来都是这么拼命！

　　1964年，您从北京政法学院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文革”后，您放弃仕途，多次申请从事科研工作。正是因为不忘初心的选择，几十年间，您真正奠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事法基础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商法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您更是杰出的法学教育家。您本人硕果累累，桃李天下，先后培养了数百名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而您对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贡献，更是令人敬仰。199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复建法学院，您担任首任院长。您深知责任之重大，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您延揽海内外贤才，与各位同仁为法学院制定了一系列规章，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短期内发展为在国内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法学院奠定了基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的身体力行，胜过一切高谈阔论。

　　很多人记得，您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从事研究工作时您始终亲力亲为，从来不让研究生或者科研助手代为起草或者整理一字一句。

　　很多人记得，您是多么爱护人才。一次您出题考试，有学生非但没有按照您的思路答，反而把您批判了一番，可您却给出80多分的高分。正是由于对人才的爱惜、包容和在学术上的权威地位，您担任清华法学院院长后，许多法学界的名师追随而来，有力地充实了清华法学院的师资力量。

　　很多人记得，初到清华时，您一个人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平时吃饭就在学校食堂。赴任之初，您甚至只拿教授级别的工资，连奖金都没有，而在行政级别上，您早已相当于清华大学副校长级别，可您却无一句怨言。

　　正因为您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当您匆匆离去，国内近百所高校为您献上花圈，数百名学生从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各地赶来送您最后一程。

　　您的一生，有恬淡的朴素，有师者的境界，有长者的情怀，有贤能的风范，您是后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沈家祥：大爱至忱祥万家

沈家祥（1921.11.11—2015.7.30）

　　“我对于我的私生活不保存有任何奢望，我的快乐和幸福绝大部分寄托在我的工作上，和全国人民的快乐和幸福是分不开的。为人民的建设事业，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半个多世纪前，您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2015年7月30日，您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回头再看，您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您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伊始，您领导攻坚小组，仅4个多月的时间，就在1952年底摸索出属于中国人的氯霉素合成方法。您又对氯霉素生产工艺进行重大革新，大幅度降低成本，使氯霉素能够迅速投入生产，一举推动中国现代医药工业的发展进入了大规模、成批量生产的阶段。

　　面对号称“激素之王”的地塞米松，您没有退缩，它在当时是“救命”的特效药，只因为价格昂贵，老百姓用不起。您用8年时间领导完成了地塞米松的合成研究，这也成为您经常提起的“八年抗战”！

　　药物合成研究的过程中，遇有危险的新反应，您总是自己先做，由于接触了超量的试剂，您的一侧乳腺出了毛病，最后去医院做了切除，被孩子们戏称为“单奶人”。

　　然而，您无怨无悔，因为“为人民的建设事业，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岁，您开始“创业”，领导创建了北京集才药物研究所——中国第一家私营药物研究所。您主持阿奇霉素的合成工艺研究，实现了知识产权本国化，使产品价格远低于进口药价格，在市场上占据压倒优势。

　　80岁，您应邀来到天津大学参与药学院的创建，您始终坚持工作在第一线。

　　85岁，您还坚持给本科新生讲授《中国现代药学发展》，以身示范告诉青年人做科研要不断创新。

　　93岁，您终于实现自己的夙愿，将自己和老伴多年的积蓄100万元捐赠给天津大学，成立沈家祥教育基金，您念念不忘的仍是创新：“国家鼓励我们创新、再创新，而我们现在的药物研究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

　　您的孙辈至今还经常想起您向他们“炫耀”自己满满一箱子工作日记时那自豪的表情。要努力研制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好药，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庄杏珍：慧心兰质耕杏坛

庄杏珍（1928.3—2015.10.28）

　　您是江苏省第一批特级教师，您从教60年，带出的学生不计其数，还带出了好几名特级教师。

　　特级教师的秘诀在哪里？

　　在勇于突破里。

　　24岁，您来到大名鼎鼎的苏州市实验小学。那正是举国学苏联的年代。您翻着苏联专家评课的资料，越看越觉得死板。年轻的您以巨大的勇气，决定灵活运用苏联专家的模式，提出“中国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应有自己的原则”。

　　您说，不能脱离对课文思想内容的探究孤立地进行字、词、句、篇章结构、标点符号的教学，那样，会把一篇完整的有强烈思想性的文章割裂成一堆零散的没有意义的语言训练材料。

　　您摸索出“熟”和“实”的语文教学方法。您把小学所有年段的语文知识点烂熟于心，把知识点串联起来讲；您把教学目的定得“切实”，教学形式力求“朴实”。正因为您愿意琢磨这些事情，所以您的课总有独到的地方。

　　特级教师的秘诀，还在和孩子们的感情里。

　　一个小男生在学校爬树摘槐花，爬到高处手舞足蹈很开心。您看到了，心都要跳出来了。您走到树下，和声细气地说：“下来吧，下来一定慢慢的啊，老师在下面接你。”把孩子哄下树后，您一把抱住孩子，眼泪就出来了。

　　还有个学生是个游泳能手，每天跳运河里游泳，您不放心，每天就跟着去，站在岸上看着他。有一天，您吃饭吃得迟了，看看快赶不上“游泳时间”，便一路小跑过去，一跤跌在岸边的泥坑里。小家伙看到您摔倒了，飞快地爬上岸，嘴里直喊：“庄老师，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一个人离开学校下河游泳了。”后来，果然中午不再溜下河了。

　　您这两个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老师。多少年轻老师说，跟您相比，“我们真是简单、浮躁得无地自容”。

　　您的言传身教，不只是学生受益，那些年轻老师也一样啊！

　　您很另类，自从有些地方请特级教师开课还要向听众卖票，您就不再开课了；某些机构要借您的名号搞教师培训，您只要挂个名、说两句话就会有优厚的报酬，您也拒绝了，您说：“我不能沦落到做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

　　有人说，在您身上，令人羡慕的不仅仅是名望、学养，更多的是我们今天为师、为人所日渐稀缺的性情与品格。

　　也许，这就是我们怀念您最朴素的理由吧。

范绪箕：追梦航空铸传奇

范绪箕（1914.1.5—2015.11.21）

　　您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浓缩的航空航天发展史。

　　您与人类现代航空航天史几乎同龄，中国人的飞天梦伴随您整整一个世纪。

　　您远赴重洋，师从世界航空科学泰斗冯·卡门，苦学知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您毅然回国，奔赴已迁往山区的浙江大学任教。1945年，您在浙大筹建航空工程系，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出资买材料，和师生们一起动手加工，建成了中国第一座3英尺低速风洞。直到前几年，风洞迁到西北工业大学的部分设施还在发挥作用。

　　狼烟遍地的年代，您为薄弱的中国航空工业攒下一点一点的家当；激情燃烧的岁月，您为中国航空谋划划时代的战略。早在1958年，您就提出中国有必要研制无人驾驶飞机，彼时新中国的第一批战斗机刚刚试飞成功，美国也不过刚刚研制出无人机。您深邃的目光，穿透时间的迷雾，投向未来的深处。您也被誉为“中国无人机之父”。如今，中国无人机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当可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您不仅仅是一名科学家，您还是一名令人景仰的教育家。作为一名科学家，您的成就终究要被后人超越，而作为一名教育家，您带给中国教育的创新和财富则惠及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上世纪50年代，您调入南京航空学院。您从中国航空教育的实际出发，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重点实验设备建设等关键性问题方面，都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您一改过去专业过细过窄的缺点，加强理论基础，以扩大学生对今后工作的适应性。

　　“文革”后，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您顶住巨大的压力，打破当时只派教师进修的作法，从毕业生中选派38名到美国读研究生。您主张按照学生的爱好和特长来进行教学，您说过：“如果发现这个学生的专业与个人爱好不符，可以允许他转换专业。两年之后，基础教学完毕，再调整本门学科内的专业方向。3年之后，根据个人志趣通过选修课来满足他们的求学愿望。”

　　这闪烁的思想，即使放在今天，也毫不过时！

　　一百年家国往事，一百年壮丽人生。

　　在百岁生日庆典上，您平静地说：“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传奇。要说有传奇，就是我还活着！俗话说‘人生如同驴推磨’，我经历过风雨，更赶上了近30年国家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大机遇，晚年还可以幸运地在自主选择的科研方向上‘自由游荡’。”

　　您，就是传奇。

齐世荣：旷世通史开沃土

齐世荣（1926.10.29—2015.12.3）

　　一口京腔，讲话简明，各种书籍文章信手拈来，这是很多初见者对您的第一印象。

　　您酷爱读书，后来很多青年人都感慨，比不上您七八十岁时读书的劲头。遇见熟人，您很少扯闲篇儿，见面就问：最近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书吗？

　　您爱读书，也懂读书。您曾经给新生做入学教育说：“我是搞世界史的，你给我中国史的题目我也能搞。这要领在哪儿呢？目录学。”您举出纪晓岚《四库总目》为例，说这样的书就叫集大成，体大思精。您怕学生们不懂“体大思精”这几个字，还写了板书。后来很多人对此念念不忘。

　　就是因为您爱读书，懂读书，您终于取得旷世的成就。“世界现代史”“世界通史”，是您身上最为醒目的两个学术标签。喜欢世界历史的年轻人，对您的名字都非常熟悉，因为您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的《世界史》，是许多“70后”“80后”中学和大学时期学习世界历史的必读书目。

　　可是，一般人很难知道，现在稀松平常的名词“现代史”，当初竟有很多人避之不及，因为现代史与政治关系密切，容易“触雷”。而世界通史，也是一门长期不受重视的学问，因为有人认为世界通史太空泛，也有人觉得世界史范围太广、难以把握。可偏偏您就与这两根“硬骨头”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钻就是几十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成长为学养深厚的世界史学家，

　　您还展现出杰出的管理、领导才能。学界公认，您是中国史学界一位不可多得的领军人物。您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水平，带领大家把曾经的“荆棘地”开垦成一片学术的“沃土”。

　　正因如此，人们公认，您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然而您却还是那个幽默、平和的老先生。年轻学生不打招呼就去您家拜访，您热情接待，给他们沏茶，解决他们的学术问题；身为学界泰斗，您却还惦记着外地高校的普通讲师，出差时还特意去看望，在筒子楼逼仄的宿舍里一聊就是整整一个下午；您教学极其认真，但凡第二天有课，头天晚上绝不见客，再大的事也要等到课后再说……

　　您一生好强，即便查出罹患癌症，也不许家人对外说起。在您翻译的斯宾格勒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初生的绿芽从寒冷的大地中滋生出来，蓓蕾的饱满，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艳和瓜熟蒂落的全部有力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实现一种命运的愿望……”

　　冥冥之中，您当年翻译的这段文字，竟成为您璀璨人生的生动写照，也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旭日干：巨擘忠心映草原

旭日干（1940.8.24—2015.12.24）

　　在蒙语中，您的名字是“狂风”的意思，

　　您恰恰在国际生物界“刮”起了一阵“狂风”。

　　1982年，您东渡日本留学，专攻家畜繁殖生物学。您瞄准“山羊、绵羊体外受精”这一重大课题，日夜探求。1984年3月9日18时10分，世界上首例试管山羊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畜产实验场顺利诞生，轰动全球。这是胚胎生物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您被誉为“世界试管山羊之父”。

　　您曾经自述，留学期间，看到与发达国家有如此大的差距，您本能地产生强烈的责任感，总感觉没有理由落后于他们，很想把自己的国家发展成像日本一样的发达国家。所以，在日本的第二年，您就开始准备回国后的工作，搜集了大量资料，仔细考虑回国建立实验室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仪器、管理，还想到了会遇到什么困难，如何解决，等等。为此，您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这种责任感是那么强烈！试管山羊培育成功后，面对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誉，面对日本方面希望您留下的诚挚邀请，仅仅一个月后，您就回到祖国，回到内蒙古大学主持筹建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在您的带领下，短短几年时间，我国在试管牛、试管羊培育领域的研究便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93年，您当选内蒙古大学校长。学校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您经常晚上不睡觉，亲自到工地上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您说过：“政府给的钱来之不易，要用好，学校的一砖一瓦都得操心。管理到位了，工作就上去了。”

　　您担任大学校长长达14年，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之一。就是在这14年间，内蒙古大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步入国家百强大学行列。2006年，您卸任校长，做告别演讲时，学生们感谢和不舍的掌声多达十几次。很多人眼含泪光，与敬爱的老校长依依惜别。

　　您给同事们、学生们做出太多榜样！您曾用“顽固”形容自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工作、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始终保持严谨的学风和工作作风，先要求自己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学生和干部也必须做到。

　　好一个“顽固”！我们现在，其实需要的就是像您这样的“顽固”啊！

　　您一生惜时如金，是个闲不住的人。您去世后，人们缅怀您，说您一辈子干了普通人两辈子也干不完的工作。

　　您去世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4日20时38分，而打开您的电脑，最后一篇工作文档的修改时间定格在12月24日15时59分。

　　这是您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作出的最后贡献。

甘惜分：大禹惜寸君惜分

甘惜分（1916.4.17—2016.1.8）

　　您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

　　您还说过这样的话：“宁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

　　或许，真的只有“书呆子”，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您生在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国难当头，家乡却笼罩在政治高压下，读马克思的书，竟要冒坐牢的风险。您为了追求真理，毅然离家千里，远赴延安，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青年。也就从那时起，您开始了自己的传奇。

　　您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高材生，是八路军120师的政治教员，您被日军抓到大牢4个月，竟又神奇般逃出，后来，您到了晋绥边区，进入《晋绥日报》、新华社晋绥分社，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一步步参与进一线的新闻实践。

　　当38岁的您离开一线新闻岗位，在北大和人大讲授新闻理论时，阅读马列经典著作长大、革命前线采写经验丰富的您，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汲取精华，您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追求、发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新闻阶级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对人民负责”“对真实负责”……这些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在您那一辈老新闻人的打磨下，一个个丰满起来，充实起来，您和老一辈新闻人，打下了今天中国新闻事业的底色。

　　当政治运动袭来，当您屡受冲击，您奋起捍卫心中的真理。面对来势汹汹的各方责难，您不改本色：“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您的思维方式日渐向更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甚至无惧于“在刀尖上跳舞”，论说他人不敢言之言。“打破报纸的舆论禁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媒介学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时弊的指导。

　　数不清多少新闻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过您的影响，数不清多少新闻界的大牛受过您的教诲。“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您虽已故去，但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开创的道路，依然来人不绝。

马俊成：亦师亦父写真爱

马俊成（1934.3.16—2016.2.26）

　　您是一名普通的中学退休体育教师。您去世后，来自北京、重庆、昆明、成都以及附近区县的300多名学生，不约而同从各地赶回来跟您告别。许多学生得知您病故，在遗体火化当天早上赶到殡仪馆，不少人在瞻仰您遗容时都长跪不起，泣不成声……

　　翻开您的履历，简单又平凡：1949年参加工作，1949年至1951年参军，1965年转业调入四川省眉山一中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然后又返聘回眉山一中任教。

　　然而，就是在这看似平淡的履历背后，是您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情，是您对教育、对学生永不褪色的爱。

　　您总是骑着一辆吱吱作响的破旧自行车，随身携带着明显破损的黑色人造皮革包；您自己舍不得吃，却为贫困学生准备鸡蛋、奶粉。

　　学生家里穷，您力争为他们减免学费；学生训练受伤，您每天给他们扎银针做理疗。您对学生一视同仁，视他们如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次高考，一名学生文化成绩不理想，在体育成绩加30分的基础上才刚上线。您怕他落榜，自己出钱带他去成都体院争取录取，一路劳顿，走到体院门口时，您已走不动了，坐在地上说：“强娃，过来给我按按脚，走不动了……”那一幕，让学生终身难忘。

　　退休后，您发挥所长，到处办培训班，每天要跑五六个地方去教太极拳、健身操，但不收任何人一分钱，而且还免费为大家送健康资料。您的老伴抱怨：“你都80多岁的人了，天气这么冷，又在吃药，还天不亮就骑车出去教大家健身，做好事也不能不要命啊！”但您就是乐在其中。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您还担任城区学习老协会副会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您还在教别人打太极拳；生命的最后几天，您还在热心散发和编辑健身和保健资料；直至生命终结，伴您多年的包里，还装着未散发完的保健资料……

　　您的热心、热情、热爱，诠释着一个人民教师的本色！

　　您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您的遗嘱：“把我平时省下的钱，一万元作为党费上交，谢谢党组织的培养；一万元交学校补贴贫困学生，再捐学校老协和城区学校老协各五千元，因为我热爱老协工作……不麻烦组织、不公告、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请客、不收礼……”

　　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您，一名党龄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党员，用一辈子践行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话。

周小燕：金嗓丹心唱中华

周小燕（1917.8.17—2016.3.4）

　　家国乱世，武汉长江边，刚满20岁的您含泪领唱《长城谣》，一曲激荡中华，激励无数志士共赴国难。

　　您辗转前往巴黎学习声乐。寒窗数载，您终于在1945年登上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令世界舞台第一次对中国美声歌唱演员刮目相看。从此，“中国夜莺”的名号只属于您。

　　1949年，您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从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转变成了一名声乐系的教授。从此，您为中国声乐教学开创了崭新的、科学的道路，您的生命迈向更广阔的天地，成就更无私的事业。

　　有人说，您就像一座大山，让学生踩着自己的肩膀，步入世界歌剧的殿堂。您却说：“一个人能够成为演员，老师只是引路人。”

　　不知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出自您的门下，而这些享誉世界的歌唱家，在遇见您之前，都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就说廖昌永吧。您还记得他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样子吗？身为农家孩子的他，居然是赤脚走进学校的。他第一次在校门口见到您，紧张得心怦怦跳，吓得逃到马路对面，连照面也不敢打。那时，他不仅钢琴、乐理基础差，而且一开口就有浓浓的四川口音，是您把他带回家，一字一句纠正。如果没有您，哪会有今天享誉世界的廖昌永呢？

　　您由衷地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课堂。“非典”时期，很多高校都停课了。一天，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办公室电话响了，电话那端传来您的声音：“张书记，我难受死了。我不能承受没有学生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生命啊。”您年过90岁了，依旧每天都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其他人看了总劝您，但您总说给您排的学生还可以更多。曾经有人问您，什么时候关门，不收弟子啦？您说，盖棺的时候就关门啦！

　　或许从您儿子的视角，我们更能理解您对学生到底有多爱。儿子曾经羡慕过您的学生，因为您总把时间给了他们。直到您80岁的生日聚会上，他看见桃李满天下的母亲被那么多学生围绕着，他给您写下了这样一封信：“从前阿姨说你脑子里只有你的学生没有你的儿女，现在我感觉到你是对的，假如你脑子里那个时候只有儿女，就算是我们成器成材了，也只有两个，而在庆祝会上，我看到了这么多从七八岁到六七十岁的人，这么爱你，我觉得你值得。”

　　在您奔腾不息的99年音乐旅程中，您用一个又一个音符，用最真挚的情感，为人民歌唱、为祖国母亲而歌唱、为教育歌唱，写就了一部荡气回肠的“生命交响曲”。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4日第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