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威廉·麦克尼尔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瘟疫与人》出版于1970年代的美国，作者威廉·麦克尼尔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说：“他（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就这一点来看，这本书似乎比《鼠疫》《病毒来袭》读起来要费劲一些，但也可能会使我们在面对疫病时变得冷静一点、理智一些。

　　作者下面的这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写这本书的动机与目的：“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疫病与人类同在，在人类发展史上，传染病与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发达和科技的进步如影随形。

　　在作者看来，“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即使没有变体，那些迄今隐匿的寄生物，也总归会有逸出自己惯常的生态龛的可能，让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毁灭性的死亡”。在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征服自然往往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说不定真是因为这种一厢情愿，使得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现象以及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敬畏之心，肆无忌惮地挑战自然的极限，捕获虐杀其他物种以满足人类的贪欲，进而使得我们在猝不及防中与灾难相遇并陷入一时间束手无策的境地。

　　我读《瘟疫与人》最为触动的是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截至目前，在试图理解疫病模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很少有机会谈到医学实践。毫无疑问，减少与疾病接触的习俗与人类社会和语言一样古老；而基于其他理由的各种习俗也常有重要流行病学上的积极意义。”作者提到，基于将土拨鼠视作先祖化身的观念，中国东北地区的牧民在对待土拨鼠时格外小心，从而减少了与疫鼠接触的机会；从南印度被带往马来西亚种植园的泰米尔族劳工，有一种习俗，要求他们只喝当天打进屋的水，而不能隔日储存，这使蚊子失去了室内滋生地，因而也降低了泰米尔族劳工感染登革热和疟疾的概率。作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类习俗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肯定有助于把人类社会隔离于疫病的传染链之外”。这使我一下子明白，自己过往对那些有洁癖的人们的讨厌是多么无知。有的人甚至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奉为圭臬，殊不知还有“病从口入”的至理名言。在疫病面前，我们所鄙夷的“饭前便后要洗手”“分食制”“外衣鞋子不进房”等等的“洁癖”，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我相信，眼下这场疫病，就如麦克尼尔所言，我们终将暂时控制住它，但是以后呢？毫无疑问，除去已知病毒，或许在非洲的某个丛林里，或许在亚马逊的某片沼泽里，或许在亚洲的某座深山中，就潜藏着下一个向人类挑战的病毒。这对今天的人们提出警告，瘟疫仍旧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展而存在，今天虽然没有太大的瘟疫威胁，但不代表瘟疫不会重来。人类一定要居安思危，同时，也应该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生活习俗的角度来看，如何应对不可知的下一场疫病？我的理解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我们应对当下乃至未来的疫病最好的策略。麦克尼尔告诫我们，“也有一些习俗，尤其当人们普遍认为那是神的启示时，也会有不幸的副作用”。毋庸讳言，人们因为种种因素也养成了不少引以为豪的恶习，如对“野味”的嗜好，“吃什么补什么”的信念等等，就属于此类。为什么这些恶俗会流行起来？《恶俗》的作者保罗·福塞尔对此曾有这样的论断：“一个明显糟糕的事物不会糟糕得太久，因为很快会有人对其大加赞赏，并将其升级为恶俗，之后人人都对其推崇备至了。”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些普通人，一不小心也是有可能因为某些人的推崇而跟着推崇某些恶俗的。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席卷而来的疫病过去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自觉力戒恶俗，尊重习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构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活哲学与教育哲学呢？哪怕是在生活习惯上做一点细微的改变，比如实行分餐制，比如饭前便后洗手。

　　加缪说，人们并不知道灾难是不可预料的。我以为这不可预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逆天而为会人为制造灾难，另一方面大概是说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对自然是无知的，在它面前是渺小的。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慢慢接近自然，理解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为效益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