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部分人对艾滋病的第一感受还停留在恐惧的时候，20岁的李梦莹一直在想的却是“我可以为此做点什么”

南医大90后女生李梦莹：红丝带之路的酸甜苦辣

南京医科大学红丝带同伴协会会长李梦莹

“调查发现，这1210名女性性工作者在最近一月的性交易中，不用安全套的人占99.5%，几乎完全暴露在HIV感染风险下。”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南京医科大学的女生李梦莹也刚好完成了题为《云南省娱乐场所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的论文。“这些人是艾滋病经性传播的重要桥梁人群，而且年龄越小，使用安全套的意识就越低。这也表明了针对青少年人群的干预和教育是当务之急。”

李梦莹是南医大红丝带同伴协会会长。就在大部分人对艾滋病的第一感受还停留在恐惧的时候，这个20岁的女生一直在想的却是“我可以为此做点什么”。从2010年开始，她带领红协开展了几十场大型宣传教育活动，申请完成项目多个。“各国经验表明，同伴教育在提高预防艾滋病和性病知识、转变态度和行为方面十分有效。”

目睹“脏病”之祸，使她与红丝带结缘

同伴教育不是李梦莹的原创，西方国家将这种培训方式用于生殖健康教育和艾滋病防控已十几年，而南医大红丝带同伴协会也刚刚度过她7岁的生日，7年中，近800位同伴教育骨干从这里走出，李梦莹也是其中之一。

2000年，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李梦莹回到家就听说，邻近小区有人跳楼。奶奶告诉她，那人得了“脏病”，因为绝望所以选择了轻生，至于其他情况，奶奶也知之甚少。不过李梦莹还是从围观人群中了解到，自杀者是个艾滋病感染者。

“随后，这个家庭也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她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觉得，能让人放弃生命，这病真可怕。”而邻居们也都把这病视作“道德败坏”的标志，“如果在今天，或许我还能做点什么，让他能活得久一些。”

童年的经历让她想更多了解艾滋病的知识。2009年，她考入南医大，在社团招新现场，李梦莹一眼就注意到了红丝带同伴协会。“学长们戴着红协字样的绶带，拉着‘江苏省十佳社团’的横幅，拉风且专业。”她笑，“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面试的题目居然是让新人辩论‘如何看待大学生婚前性行为’。麻辣啊！”

“红协对新人的要求非常严格，我那年报名的有400余人，只选了100个。”现在已是会长的李梦莹说：“2010年，全校本科新生1200多人中就有618人报了红协，最后录取120人。五选一。”

按照李梦莹的说法，刚加入红协时的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高中生。“超崇拜前辈们的，一边听他们给我们这些菜鸟上课，一边就想，学姐们懂的好多啊。”她说：“现在我给学弟学妹们培训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当初的样子，估计差不多吧。”

受训、培训，在同伴教育中成长

“作为艾滋病同伴教育者，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防艾知识和意识传播开去。”李梦莹介绍，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朋友的意见和建议，青少年尤其如此。同伴教育就是利用这种趋众倾向开展教育，“但我们自己首先要接受培训。也就是trainings of trainers（对培训者的培训），简称TOT培训。”

“谁上来演示这个安全套？”2009年李梦莹参加的第一场TOT培训，学长向新人们提问。“于是我就举手上了台，没想到还创造了南医大红协的一个小小先河。”李梦莹说，以前在男女主持搭档讲解安全套使用时，都是由男生拿着。但从她之后，女生主持人不拿安全套的“禁忌”被打破了，当时学长给她的评价是：“这个女生，很放得开。”

“脸皮要厚”，李梦莹笑称这是艾滋病同伴教育主持人的首要条件，“我第一次主持同伴教育，前一晚准备到两点，在现场仍然很紧张，推进到讨论性话题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脸红了。”她说，主持人自己不能对“性”有成见，所以首先要战胜自我。

因为讨论的是敏感话题，所以营造开放的氛围才能引发顺畅的交流。“培训前聊天、培训中要游戏互动，行话叫‘破冰’，让受培训者感受到你是平等的、亲切的和值得信赖的，冰破了航道才会畅通。”李梦莹说，“而且仅有口才是不够的，还需要HOLD得住场子！”

话虽这么说，但一次外校的同伴教育中，李梦莹却差点HOLD不住，也是那次，她第一次听到了“东京热”这个词。“破冰成功之后，这个词从一个小男生的嘴里冒了出来。”李梦莹说自己当时懵住了，只能坦诚地向这个男生求解释，然后再自己回去百度，才知道这是日本成人电影制片商的名字。

李梦莹遇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这时一定要诚实、谦逊和平等，不能凌驾于受培训者之上，才是同伴教育的真谛。”她说，“我不是专家，我的责任是引导他们去寻找正确的知识，而不是评判、批判。而这件事也引发了我的思考：A片存在和流传是有特定意义的，红协还组织了专门的调查。”

“但我依然需要不断增加相关知识来回答各种问题。”李梦莹说，这也是她在今年开始论文写作的原因。“两年的同伴教育，一直都是在向外付出，有被掏空了的感觉。现在要通过科研来充电，涉猎文献、开展科研能够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专业性，完善知识结构。”

即使被误解，还是想走下去

“性这件事应该是美好的，没有性，哪来我们这些人？”这是李梦莹进行同伴教育时常用的开场白，但现实往往没那么单纯。

南医大红协的主持人们都知道，女生多的场子相对难做。“因为女生很敏感，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性话题大多持排斥态度，而且接触这方面知识较少。”李梦莹说，展示安全套的时候，男生们往往热情高涨，主动触摸，而女同学就比较抗拒，甚至直接对主持人说不。

“这还不是最让人尴尬的。”有一次，她去疾控中心领取派发用的安全套，把它们放在一个很大的透明袋子里。在回校的公交车上，凡瞅见李梦莹手中袋子的人，立刻就会向她投来质疑的眼神。

2010年暑假，李梦莹到无锡开展同伴教育。一位阿姨在教室门口向她打听培训的内容。“就是为了避免抵触情绪，我含糊地告诉她，内容是关于生殖健康的。”然而培训开始之后，当李梦莹刚刚提到“艾滋”二字，这位阿姨立刻起身离开了现场。之后的整场培训，李梦莹异常失落，“医学上认为艾滋病有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传播途径，而偏见、歧视、误解和不愿正视就好像是第四种，也是最可怕的一种。”

“还有不少人不理解我做的事情，在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骚扰。”李梦莹也有苦恼，“有人会认为我是个性开放的人，但实际上我恰恰对婚前性行为持保守态度。”而个人感情的波折是她选择红丝带之路的又一代价。谈到前男友的离去，李梦莹说：“他虽然认同大学生从事公益活动，但觉得女生不适合从事红协的工作。”她淡淡地道：“但我不会放弃这份工作的。”

“妈妈一直犯嘀咕，看我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很心疼。”于是在2010年暑假，李梦莹向妈妈“交代”了自己的工作，那时她已经是红协的会长助理了。个性传统的妈妈了解女儿的工作之后，还是吞吞吐吐地表示了支持，最后她还是说了句：“你长大了，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想对妈妈说，女儿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了，相反，我还在从事这方面的宣讲，让更多人了解正确的性知识。”

因为即便改变一点点，也是值得的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2小时一场的同伴教育，一场大约也就20-30人，我能起多大作用？”

问题的答案源自一个陌生男生的电话。这男生在李梦莹主持的某次同伴教育活动中迟到了，只参加了最后20分钟的培训，于是他就打电话到李梦莹的宿舍要求“补课”。“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说实话我在电话这头还是觉得有点尴尬的。”室友们一开始也吓了一跳，李梦莹笑着说：“大晚上的，一个女孩子在和男生通电话，讲的还是安全套怎么使用，这种情景确实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好在室友们也都是红丝带协会的成员，她们在弄清情况之后也就释然了。这通电话足足打了两个小时，“作为一个艾滋病同伴教育主持人，我自己必须首先要有专业的态度，而且应该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正确的资讯。”李梦莹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她真切地感受到她们是被需要的。

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性病、艾滋病和避孕，艾滋病在大学生中的主要途径是性接触。南医大红协的调查显示，南京市大学生有婚前性行为的占受调查人数的14.4%，但是初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只有30-40%，这是比较低的。所以李梦莹每次派发安全套的时候，都觉得：多发出去一份，也许就让一个女孩子免受了人流的痛苦或感染疾病的危险。

李梦莹所调查的女性性工作者群体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其实极高，有些问题的正确率甚至达到了97.9%，但1000余人中仅有5人使用安全套。“整体呈现严重的知行背离的状况。”李梦莹说，这其中有嫖客不愿使用、安全套价格过于昂贵等因素，“无论是哪个群体，要让知识上升为信念，都需要我们这些同伴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并没有在改变世界，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还年轻。”她最欣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瑞莎修女的这句话。“所以说，我能改变多少？是有种种的不如意，可也有种种的快乐啊，即便能改变一点点，也是值得的。”李梦莹说。

编辑：沈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