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南京教育发展主要指标率先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建成学习型城市和世界教育名城。”1月14日，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召开“打造世界教育名城”专题议政会。

与会的教育界别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黄维表示，打造教育名城，大学应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站”。但仅从高层次人才“首尾”两端来看，作为高教资源优势相对集中的南京，“老龄化”现象已非常凸显，四所名牌高校的院士中，70岁以上的占了八成，且高层次人才增量的相对优势丧失，吸引力不大。

“没有绝对的存量优势，又没有新生代储备的相对优势。”黄维表示，要居安思危。

院士群体老化 新增数震荡下滑

作为全国科教中心城市，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所在地，南京集中了54所普通高校，其中“2011计划”大学两所，985高校两所，211高校有8所。总体来看，南京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参照“世界教育名城”要求高等教育所要达到的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

黄维做了统计，目前，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界最高精英，老龄化现象严重。以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的两院院士情况为样本，四所高校两院院士的总量为61位。平均年龄为75岁，70-89岁年龄段占八成，成为“院士军团”的主力军。人数最多的年龄段是70-79岁年龄段，共有35位，接近六成，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四成以上）；而其中75-79岁年龄段（即五年内陆续跨入80岁门槛的群体）又占其中的七成以上。

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学界最高精英的新增储量不足，从2001年至2013年两院院士的增选结果来看，南京新增院士数量呈震荡下滑的态势，且两院院士增量的相对优势丧失。从南京新增两院院士占全国新增总量的比例来看，以2001年7%为起点，以2013年3%为终点，整体趋势在走低。

从新增院士的分布情况来看，2009年前的几次增选，南京尚能紧随北京、上海之后，具备一定的相对优势，但2009年及以后的几次增选，广州、西安、成都、合肥、武汉、长春等城市异军突起，除北京外，各大城市间已呈现群雄逐鹿之势。

另一方面，“潜力股”落户南京的偏少。黄维说，以第五批“青年千人计划”人选（公示）情况来看，北京、上海高居第一、第二，南京不敌武汉，排名第四（入选总量仅占总数的６％），杭州、合肥、苏州紧随南京之后，差距不大，南京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黄维说，现状是，南京高校人才资源，既没有绝对的存量优势，又没有新生代储备的相对优势。

南京高校的人才难题

黄维表示，人才的缺失，同南京高校在大学排行榜中徘徊不前、表现不佳的总体局面是相吻合的，更突出体现了人才资源对于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中国校友会网2013排行榜，排名前十名的高校，南京仅有南京大学跻身其中，且排名第6；前50名高校中，南京仅有3所高校名列其中。

查看中国校友会网2009-2013五年间的排行榜数据，进入前50名的南京高校一直徘徊在3-4所，且总体排名有下降的趋势。

同时，南京高教发展存在“重理轻文”。政策导向方面，在创新与创业的关系处理上，南京的科技政策存在向创业倾斜的趋势。

黄维说，现在南京一直在强调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有时指标下放到各个区县，“急吼吼”地想把科技成果变成产品，这种急于求成的外部环境也会干扰到青年教师。

一些青年教授，原本在基础研究方面会很有作为，但因为这种外部诱惑，现在都沉不下心来做科研，“我的几个学术骨干也不时被干扰，经常会有声音来游说，动辄以上百万的条件动员他们去开公司、搞创业。要不是我坚持，他们早就走了。”黄维建议，科技成果的转化可以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完成，而不是把教授们逼到市场去推广。

相比而言，黄维更推崇北京刚刚出台的“京校十条”，他认为，规定中对高校科研人员的创业身份的界定非常灵活，其中包括，支持高等学校拥有科技成果的科技人员离岗创业，高等学校可在一定期限内保留其原有身份和职称。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不少于70%比例奖励科研人员、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

编辑：周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