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年伊始，很多大学生又开始了艰辛的求职历程，在“找工作难”的慨叹中，也有一些大学生独辟蹊径自己创业。从“找饭碗”到“造饭碗”，大学生创业已成为一大社会亮点。本版推出的几位大学生创业者，他们中有的把传统行业做成了时尚产业，有的则把新兴行业做成了大众品牌，虽然有风险与辛酸，但更有激情与创造。做自己的主人，活出自己的人生，创业大学生一定能够给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以不同的人生感悟。

“人不折腾枉少年”

高可：2011年毕业，互联网行业

高 可：2011 年毕业，互联网行业

2007年，填报大学志愿时，一位前辈告诉高可：“动力发电专业好，工作好找。”高可接受他的意见，进入南京工程学院热能动力专业，果然，学长学姐们以及后来自己的同班同学找电力相关行业的工作都很轻松，年薪十来万。不过，读到大二时，看到“前辈们”在单位安逸环境中的状态，“一个词形容，就是‘萎靡’”，这个89年出生的大男孩不由心生惶恐，琢磨着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那时起，他开始自学感兴趣的计算机，准备将来在IT行业找工作。2010年，大三结束时，他和同学一起成立网络工作室，毕业后，将这间工作室注册成网络公司，负责网站开发与营销，主要承接一些外包业务，企业网站、考试系统、网络商城……什么都做，他们的成果中不乏大项目，当然，由于签署保密协议，“具体内容不方便透露。”

公司刚成立时，高可很兴奋，因为可以不停地学习新东西，做了一年多，他觉得公司发展出现瓶颈：“这个行业纯做外包比较累，对人力成本投入太大，比如一个项目需要两个人完成，两个项目则需要四个人完成，随着业务量增加，对人力成本的投入也需要增加，不像工业产品，订单越多单个产品成本就越低。”最重要的是，“当在这个行业无法再学到新知识时，就会为了工作而工作。”

2012年4月，他与同伴们又创建了南京博世嘉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冠以“文化传媒公司”的头衔，这似乎与他现在做的IT业务并不符合，“公司成立的初衷是拍广告”，他解释道。从IT跨界到传媒，跨度是不是有点大？“第一个网络工作室成立时，业务涉及到很多行业，餐饮、服装、机械、教育，互联网有什么不透明的专业知识吗？没有。只要你愿意学，一周就可以了解这个行业的基本情况，这是时代的变化。”日常生活中，互联网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现在，他公司的业务看似卖服装、卖水果，实则是将互联网应用到传统行业中。

高可的老家在徐州丰县宋楼镇高廖庄 ，考上大学后，乡亲们问他：“以后还回来吗？”“不回来了，家里没地方工作啊。”话虽如此，出来后还是时时惦念着老家，他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帮老家人推销苹果。“你们看到市面上苹果很贵，市区起码卖到八九块，但老家现在的价格却很低，差价都被各级商贩赚去了。”尽管家里已经不种苹果，可高可想通过互联网帮助乡亲们打开销路。

“今后中国农业会产生巨大的变革，不需要那么多渠道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互联网优势，把中间所有环节踢掉。”高可说，2014年10月底，他们开发的公众微信号“芳果”上线，卖起老家出产的苹果、梨、猕猴桃、干果。他在老家以高于商贩的价格收购苹果，在微信上以52.9元一箱卖出，一箱苹果5公斤，比市面上便宜不少。上线前两天就发出88箱货，截至11月中旬接到订单300多箱，大部分订单在南京，最远卖到广东、湖北、安徽。“目前为止利润很少，但是我们有其他目标，那就是让老家农民得到好处，让客户拿到便宜的价格。当初想，最差的结果是什么都没赚到，但是至少让很多人知道了丰县苹果还有我们的微信号。”

推广卖水果的微信号时，除了请朋友在微信里转发，高可还和同伴们印制传单散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发传单，宣传效果还不错，他的传单上，只有一只简洁的苹果图案，以及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没留电话，而这份传单也由他自己设计，“什么都尝试一下。”

创业至今，高可得到过不少朋友的帮助，凭什么获得这么好的人缘？“诚意。”他请朋友帮忙推荐“芳果”，那是他心里有底，老家的苹果确实好吃。苹果收上来后，他还将苹果按标准分级，六七两的为A级，四五两的为B级，有瑕疵的挑出来。售后回访中，有顾客反映苹果在运输过程中有磕碰，他赶紧将套苹果的普通网套换成加厚网套，还套两个，“朋友信任我，我只有以品牌化、标准化的产品回报他们。”

做“芳果”前，他曾在网络公司找过一份工作，想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也学些新知识，做了不久，他创业的心又蠢蠢欲动，“趁现在年轻，还能拼上一把，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公司三名负责人，加上五六名员工，大家工资都不高，每月只休息5天，几乎没有不加班的时候，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们一直在进步。”他说。

本报记者 龚倩 文/摄

“不信什么都得靠饭局”

余星：2011年肄业，拍摄网络自制剧

余 星：2011 年肄业，拍摄网络自制剧

余星身份证上叫余星星，为了不让人嫌“嫩”，创业开始，他介绍自己叫“余星”；一个人去和优酷、爱奇艺、乐视等视频网站谈他制作的网络剧播放协议时，他在淘宝上花19块钱淘了一个很有“老板派头”的钱包，“给自己壮胆，装老成嘛”。

余星今年26岁，他的创业故事，得从4年前说起。那时余星要升大三，但家里拿不出钱交学费了。为了照顾到父亲的面子，他潇洒地说：“我假期去上海看看能不能打个工。”到了上海，没工作，开始流浪，“三天三夜，我一口饭都没吃。流浪几天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休学，创业。”几年后，他带着自己的创业团队回到母校招聘。

他正在做的项目，是一部100集的网络自制剧《直男日记》，月底将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线。这部南京本土出品的网络自制剧，还没开拍，已经有了20万广告收益，加上与各大网站的协议广告及观众付费分成，“保守估算，会有100万吧”。26岁的余星满足地笑起来。

他和团队做的第一部网络剧，是2012年下半年制作的《莫陌》系列，共3集，累计5亿点击率，一下子就抓住了市场。余星说，“互联网时代，一切以受众为中心，《莫陌》的故事，就是把各方观点整合进了一个好看的都市爱情故事里。”即将上线的《直男日记》，还有下一个要做的项目《腐女日记》，关注的都是青年亚文化，“踩中网民的兴趣点和心理，就不愁没有点击率。”

泡在互联网里长大的他，深谙互联网生存之道。从内容生产到产品推广，将互联网思维里的“受众中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给记者展示他手机里存的《直男日记》20张海报，还有分集漫画版，在月底剧开播时，他们会请微博大V、营销账号，在微博微信里“病毒式”宣传推广。

“创业看上去很酷，其实很苦啊！”采访中，他重复很多次。在涉足网络自制剧前，他开过一年的广告公司，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做什么都是开始。”卯足劲，但每次还是拿不到投标书。家里人急，有人劝他“来来事”，多陪人喝喝酒。年轻气盛的他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傲气，“真正想和我合作的人，不会因为我没请他喝酒而放弃我的方案”，手一挥，不去。

一年后，广告公司关了，余星带着刚毕业或还没毕业的十几名员工，组建现在的大世堂公司，开始拍网络剧。“这和我大学学的专业相关，另外，想这个只要提供好的内容就行了，起码不用应酬。”网络剧和传统影视剧生产方式或许有所不同，但生存法则却有相似之处。有前辈私下劝余星，“你想拿下那个投资不？想拿下咋还不安排点人组个饭局？”余星说，“听起来就感觉别扭，我就不信做什么都得靠饭局！”

《莫陌》红了后，南京一些中小传媒公司，和客户谈生意，都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吹嘘《莫陌》是他们拍的，以此来吸引广告客户。余星无奈地笑，“我们这里的市场环境就这样，有点乱，不过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行潜力很大，我们有大把机会。但现实中，我们也确实缺少很多东西，比如缺政策引导，缺怎么把内容变成商品的生产理念，最要命的是缺人。”拍剧时，他为了找一个好的灯光师，翻遍全南京都没有，“不是说我们没培养，培养好了，人家都跑到北京去了。”在他看来，只有南京的微小影视渐成产业，才容易留住人才。

人情、人才、环境……这些困难似乎都可以扛住，余星最扛不住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把网络剧的拍摄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产业。拍《莫陌》时，付完剧组工资，余星已经开始借钱了，那是他最困难的时期。他求助一个很尊敬的长辈，对方扔给他一句：“你就不能找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干吗？”

如今，余星和他的团队在《莫陌》之后已被估值5千万，记者采访他时，有三家公司想给他投资。余星说，他的团队下一步棋是做电商，把自己的产品品牌植入到自制剧里，再在自制剧集旁边附上淘宝商店二维码或者链接，“把观众变成顾客，顺便就把钱挣了。”这是他的想法，掩饰不住的“野心勃勃”，但对26岁的他来说，正所谓“梦想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大”。

本报记者 朱秀霞

“做生意比大学考试难多了”

刘阳：2012年毕业，已开两家服装店

刘阳很低调，甚至不愿面对镜头。但一间小小的服装店，就是面向社会的窗口。本报资料

我毕业前开始创业，2011年国庆期间，在江苏经贸学院旁边开了第一间服装店。这间店开得“有点着急”，就像现在年轻人流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这间店说开就开。那时刚升入大四的我们，开始留心工作的事。我也在思考，毕业后能做点什么？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就想自己做点事。我女朋友说，“那就开家服装店吧。”

真正着手做这件事，才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看到周边有转让的服装店，进去谈价格，发现靠实习攒下的那笔钱，只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向朋友借吧，朋友们也都没积蓄；伸手跟家里要，又违背自己创业的初衷……那时候的我，就是热锅上的那只蚂蚁，着急上火。以前写作文时，听人说过，“如果你真心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你”。遭遇的资金问题，竟然意外得到解决，同一条街上的一位老板是我的好朋友，大学几年我都在这个老板家买衣服。他出面作担保，促成分期付款协议。他还特别仗义，看见我店里服装太少，就把他家以前的女装送给我，丰富我这间小店的种类。

说开就开的店，就像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一样，走是潇洒地走了，但走了之后，怎么办？困惑接踵而来，比如如何经营？我大学时学的是动漫设计，分数考得再高，设计再美，在市场上似乎一点都用不上。如何把握市场，跟准时尚，如何进货、挑货、搞促销，对我来说，都要从零学起。刚去进货时，我快累瘫了。以前看那些老板们轻轻松松看着店，哪想到进货这么难！尤其去外地进货，特遭罪。我们和专门的进货车联系好，一般是晚上八九点从南京出发，凌晨到上海或杭州，然后车停在批发市场旁边，我们一群穿得特时尚的人，就像农民工一样找个宽敞地方和衣而睡，睡到早上四五点，吃口热饭，就冲进批发市场挑货。进货不仅要靠体力，更要靠时尚品位。这点，得现学现用。第一次进批发市场，我的天呐，到处都是衣服，密密麻麻，眼花缭乱！怎么从中挑到顾客喜欢的货，这可比大学考试难多了。我和女朋友一起看时装杂志、泡时尚论坛，有用的信息，我都记录在手机上。我女友笑话我：“读书都没见你这样用功过！”

困惑除了来自自身，也有来自外界，比如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一天，我正在店里忙活着，突然窜进来几个人，告诫我牛仔裤要和隔壁那家同价，我这才意识到是隔壁老板派来的。“懂什么是市场经济吗？我不是你的加盟商，为什么要跟你一样价格！”我冲出去质问，自古以来，最怕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对方动粗解决问题。幸亏帮我担保资金的那个老板及时赶来，才制止了事情恶化。

这间小小的服装店，对我来讲，是看社会的窗口，陪着我，从学生变成了一个社会人，动粗的人让我学会防备，有的人让我感动。有次去上海进货，在一个批发商那儿进了十几条牛仔裤，回到南京，卖得很不错，但我实在没时间去补货，就打电话给他，希望先帮我发货，下次去上海再付钱。实际上，在我们这一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要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但对方当晚发货了！这个难得的信任，降低了我们彼此的成本：我再去上海，能从他家进的货，不会考虑第二家。

后来我又在南京浦口开了分店，生意做得比想象得好，但有时静下来想想，觉得那时自己真有股憨劲，说做就做，却没长期规划：有勇气开始，却往往会走入有勇无谋的尴尬境地。未来会怎样？一直把店开下去？专业一直荒废着？更现实的问题是，和在政府机关、企业里工作的同学比，我们的养老怎么办？不敢多想，或许生活就应如歌词唱的那样，要“说走咱就走”，做好当下事，未来的事，遇到了积极应对吧。

本报记者 朱秀霞

我的工作“让世界更有温度”

董国臣：2011年毕业，从事“非暴力沟通”培训

“一开始我是抵触的，我不相信一个课程能改变我什么……参加完两天的学习，我非常感动，感动于生命的美好……”这是上个周末参加两天非暴力沟通工作坊后，一位学员主动发过来的感谢信，读完信，董国臣坚定了自己的事业方向——促进人内在的和谐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为了这个目标，董国臣几度创业，去年1月10号成立了南京煦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口号是，“让世界更有温度”。

10年前，董国臣志愿填报失误，第二志愿被江南大学录取，没读到喜欢的数学专业，被调剂到戏剧影视专业。学了一段时间后，他喜欢上了这个专业，而且这个专业成为他后来创业的契机。

2009年，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读研一的时候，董国臣进入一家培训公司做兼职，接到南京大学MBA入学导入培训的单子：要求将南大历史融入培训中。他想出一招，将戏剧表演融入培训中。三江师范学堂创建、五二零游行、赛珍珠的故事……场面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深沉动人，导入培训取得了圆满成功。南大还将MBA入学导入算作1个学分的课程，6年来，他已经为南大MBA学生给出近2000个学分，今年被南大MBA中心评为最佳合作伙伴。

打工一年半后，2011年初，董国臣成为这家培训公司的合伙人。这一年，董国臣毕业，没找其他工作，继续和同伴们一起经营这家公司。不过，他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怎样能做更加影响别人的事情，而且能长久地影响人？”2011年底，他成立南京第一家儿童戏剧工作坊。但由于培训周期长，商业模式不成熟，工作坊开办一期后就无法再继续了。

“创办儿童戏剧工作坊时，每天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早上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会特别开心，晚上遇到困难，眼前又一片黑暗。”回想那一段经历，董国臣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在“折腾”中锻炼出一颗强大的心脏。

后来，董国臣又有过其他创业经历，一遍遍创建新的形式，又一遍遍“不知足”地推翻它。“我们现在的社会，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并没有随之变得快乐，相反，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社会的冷漠和来自他人的恶意，要怎么做才能让人和人之间重拾友善？”思考中，他遇到了“非暴力沟通”。他自己是一个学习者，非暴力沟通帮助他找到内心一直想要的东西，经过不断学习，包括邀请国外老师来合作授课，也慢慢成就了他现在的事业——传播非暴力沟通。

在我国，非暴力沟通培训不算罕见，但主要用于处理夫妻、亲子关系，董国臣首次将它运用于企业文化建设、司法领域和基础教育领域，还受邀去新加坡为华文蒙台梭利教师进行培训。“有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知道和能做到不一样，比如面对上访者要善于倾听，但到底怎么倾听？首先不要给对方打上‘上访者’的标签，最重要的是改变听的方式，不要只听到对方攻击、批判的语句，要听到他们真正的诉求。”

广州、上海、南京、深圳……他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开展培训，别人认为他公司里有很多人手，而实际上，公司里真正意义上的员工只有他一人，“帮我做事的人其实并不少，这是互联网思维。”这些城市都有他认识的人，他们帮助董国臣组织讲座，一些听过课的学生也会帮他，名声渐渐打响后，有些城市会主动联系他去做讲座。当然，也曾遇到过不靠谱的主办方，去年在广州，开课前一周，主办方告诉他才招到5个学员，离一个班20到30人的数额还差很远，他立刻联系广州朋友，在一周内招到20人。今年组织“非暴力沟通中国月”，邀请德国老师来授课，昆山开班，临开课学员只有几个人报名，他立即和主办方一起发起“众筹”：“可以先听课再交学费，根据实际效果，你觉得该交多少就交多少，没效果不给钱也行。”这一招挺灵，一期课讲下来，成本收回来了。

他的培训有300人一起上的大课，也有给30人以内上两三天课的工作坊，在现场听过他课的学员有几千人，实际听过他讲课的远不止这些，有人将他的课录下来发到网络上分享，经常有陌生人告诉他：“我是你的学员。”

成立现在的公司后，董国臣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的幸福感越来越高，虽然也有辛苦和奔波，但他坚决不让自己感到疲惫，他问自己最多的是：“有没有一直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是不是感到幸福，如果不幸福，创业干嘛呢？”

本报记者 龚倩

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