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5日，农历腊月廿二，午后，南京成贤街，已放假的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校园十分安宁，六朝松上还覆着残雪，静待新春到来。建筑系小楼迎来了几位先生，平素不苟言笑的他们此时却面露激动，这里发生了一件日后写入中国建筑史的事情——新中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建筑研究室”刚刚诞生，主持人是建筑学界泰斗刘敦桢。

　　斗转星移，六十甲子。2016年1月19日，东南大学大礼堂，这座见证了东大沧桑巨变的标志性“大块头”，又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在东大建筑学院陈薇教授、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李士桥教授牵头发起下，“亚洲建筑中心”正式成立。

　　从“中国建筑研究室”，到“亚洲建筑中心”，她是传承，也是开拓。

　　几代建筑学人的坚韧努力，将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思想研究问题，拓展到更宽广的知识边界，参与更广泛的技术与文化、社会与思想等议题。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建筑四杰，南刘北梁

　　中国近现代建筑学家中，有公认的“中国建筑四杰”——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这些大师不仅才华横溢，学贯中西，开创了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先河，而且也是中国建筑教育、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拓者。

　　“建筑四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坐拥其三，刘敦桢先生，童寯先生，杨廷宝先生。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前身为原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创立于1927年，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学科的发源地。

　　建筑学科在中国刚起步时，就有了“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两个方向。“建筑设计”方面最重要的学科代表人物是杨廷宝和童寯，“建筑历史”的创始人则为刘敦桢和梁思成。

　　南刘北梁，这个说法盛行于上世纪30年代中国建筑学界，南刘指的是刘敦桢，北梁则是梁思成。

　　梁思成因家族背景显赫、对古都北京的倾情保护以及他与妻子林徽因的爱情佳话走进公众视野，但，知道梁思成的人，并不一定了解刘敦桢。

　　曾经的健身达人

　　刘敦桢出生于清末官宦家庭，青少年时代的他没有像两个哥哥那样，或奔走革命，或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科学救国——16岁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学机械，后改投建筑，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

　　身体羸弱的刘敦桢，为适应在日本的生活，爱上了田径、游泳、足球，还逼着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鱼虾，爱好锻炼的习惯一直保持到1922年他回国后。1927年，刘敦桢参与筹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期间，他经常于周末乘夜车到上海，第二天看球、踢球，晚上再返回南京。

　　这时的他，专注于建筑设计，有着青年人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

　　1930年，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在张学良的资助下，延续了中国建筑学者在美国庚款资助下于1929年开始的《营造法式》系列主题讲座及文献整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团体组织——中国营造学社。1931年，34岁的刘敦桢加入。从维修故宫南面角楼这个项目起，他开始转向了纯粹的建筑历史和古建筑研究，致力于古建筑文献的发掘和考订，开启了另一段辉煌的人生。

　　“他一笑，黄河都要变清了”

　　在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之后的短短5年间，学社成员先后调查了全中国137个县市，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了测绘图稿1898张，经他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存上起汉唐下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均有分布，整理出了清晰的中国古建筑发展脉络。

　　许多现在名扬海内的珍贵古建筑，如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均系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经田野调查和详细测绘研究而被人们重新认识的。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贡献，空前绝后。

　　在当年的中国营造学社里，年纪最长的刘敦桢给人留下“老学究”的印象。他沉静、外表整洁，总是埋头于研究中，不苟言笑，“就像电影里的古板的老夫子”。朋友形容他，笑一次，连黄河都要变清了。

　　刘先生埋头学问，与他年轻时的活跃，判若两人。曾经的爱好，后都因潜心研究古建，而被舍弃。除了工作，很少有事情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人统计，在他的50多年学术生涯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而1933～1937年，他在华北六省进行大量科研调查，其中抽空所写的论文、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共达60多万字。

　　“字字掷地应作金石声”

　　1953年，正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伊始。一方面，中国建筑界倡导“民族形式”的创作思想，但传统建筑资料匮乏；另一方面，1952年7月，中央在设计会议上提出“适用、经济、兼顾美观”方针后，金瓯卜、赵深、陈植等著名建筑师适时提出了“民族特色”的观点。这是一次重要转向，建国初学界同仁的事业迫切与激情，跃然纸上。

　　是年2月5日，在金瓯卜、赵深、刘敦桢和杨廷宝四位先生商谈的十天后，“中国建筑研究室”便正式在精英荟萃的南工建筑系成立，并以研究中国民族特色建筑的各种类型为起点，编制设计参考图集。可以说，“中国建筑研究室”于1953～1965年间开始的住宅和民居的调查研究，带动了中国建筑界甚至是规划界和景观界的新探索，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启迪今天。

　　而刘敦桢先生主持的中国建筑三史的编写工作，更是开创性的事业。全心投入的他常对弟子们讲：“写作要言简意赅，字字掷地应作金石声”。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场浩劫让一切美好的创造戛然而止，“贫无立锥之地”的刘先生含冤去世，除了一堆堆著作和手稿，还有那一座座执着深广的建筑设计，长沙天心阁，中山陵光化亭，南京瞻园……

　　刘敦桢先生曾在国内率先提出东方建筑研究，其弟子、著名建筑史家郭湖生教授在1980年再次推动了该方面的研究。

　　守护传承，止于至善

　　说起“四大师”，刘敦桢先生有段话，足见其谦逊本质：“我不过具中人之资，捷思聪睿不及思成，细致慎重莫如仁辉（杨廷宝字），博通中外无逮伯潜（童寯字）。能够做出点成绩，主要靠多干了一点”。

　　多干一点，这是前辈的嘱托和学风。

　　一甲子之后，重温先贤的教诲，审视传承与发展，“重拾”或更利于“求索”。

　　在此次的“亚洲建筑中心”成立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20多位知名建筑学者齐聚东大，共议亚洲建筑的发展和未来。

　　东南大学校长张广军院士、副校长王保平教授、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教授出席并为“亚洲建筑中心”揭牌。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校友、东大建筑学院王建国院士、校友孟建民院士、常青院士等共同在母校见证了中心成立。

　　“每一代学者都需要传承和分辨历史的沉淀，并面对当下难题进行拓展，这是我们的初衷。”发起人东南大学陈薇教授说，“我们也正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希望在未来，‘亚洲建筑中心’不仅属于东大的，属于中国的，更属于亚洲的。因为这会是一个兼容开放的学术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建国认为，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建筑日益成为世界建筑的中心，但和快速发展的建筑实践相比，研究相对滞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东南亚一带很多建筑遗产都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如何做一些抢救性的措施，守护亚洲记忆，这其实很急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葛明教授则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亚洲建筑中心将帮助沿线相关国家开展建筑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通过建筑文化的交流推动双向性的世界文化交流，传递中国力量。

　　从“中国营造学社”到“中国建筑研究室”，再到今天的“亚洲建筑中心”，几代中国建筑学人的精神一以贯之，“止于至善”——这也正是东大的百年传承。

　　陈薇教授在她的一篇论文里写道：也许后人无从寻觅中国建筑研究室曾经的踪迹和纸墨，但却会因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工作和拓展，接续上中国优秀的建筑传统，温润一代又一代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的智慧，将创造的精神和血脉延续下去。

　　（作品原载于2016年1月24日凤凰网总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