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名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副军职离休干部，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一年了。记得小时候，每当在特殊的纪念日子里，父亲都会想起牺牲的战友，老泪纵横地对我们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抗战历史。

　　父亲解光临，1939年-1942年，任抗大一分校三中队的学员兼副分队长。1939年7月，组织上安排父亲去115师教导大队学习,大队的训练计划周密，紧凑、实际、严格。军事训练主要是基本的军事知识，基础动作，技术和初级战术。诸如；纪律，内务条令，卫兵哨兵守则，制式教练，射击。投弹刺杀，行军、宿营、侦查警戒、方向识别、识图及利用地形地貌，散兵动作，班、排、连攻防战斗等。此外还有，翻杠子，跳高，跳远，跳木马等体育锻炼。政治课主要讲解；国共两党的性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等等。党课则是党纲、党章为主。每周两次文化课，墙报黑板报办的也很红火，有许多歌曲是大队政治处，组织文化教员编写的，很有现实感。父亲的文化教员崔光华是上海附近人，从延安分配来的，是高中毕业生,把文娱活动办的热火朝天。有一支歌曲就是以他为主谱写的。歌词大意是；“春风清心，柳叶长，黄鹂百转百花香，良辰美景是我们学习的好时光，泉水潺潺震山川，英勇将士为国战……我们要学不分战场与课堂，我们要战不分前方与后方……。”这是1940年春夏之交教唱的，和当时形势、任务、时代环境非常吻合，歌声激励着父亲和他的战友学习、鼓舞着大家的斗志。

　　当时在鲁南山区的部队除县、区地方武装外，有115师师部及直属队、686团两个营、师教导队、苏鲁支队张光忠部一部三团、七团也常活动在这一地区。1940年秋末师参谋长陈士渠率陈支队684团从山西来鲁南山区。1940年夏秋之交，教导大队会同当地我军对刘桂堂和日军，防守据点发起攻势，战斗连续进行20多天，攻打了七、八个据点，俘敌500余人。

　　1941年1月春节过后不久，父亲这期学员经过紧张学习和数次战斗、学业就结束了。父亲留到二中队任三区队长。师教导大队在1941年夏末秋初，改编为抗大一分校一大队。

　　1941年4月间，父亲在山东费县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负了伤，被抬回住地后，因没有药品，只有红汞用白酒伴合涂于伤口，次日被送到大队门诊部。父亲随队伍行动近两个月，伤口不见愈合，学校就将他送到115师医院第二卫生所治疗。二所住在莒县地区，此时该所有伤员近百人，均分散在群众的家中。父亲的右臂肘部中弹，骨头被打碎，伤部的碎骨刺破了大血管，造成了大量出血，断续十多天多次出现休克。当时止血只能靠止血带，没有别的有效止血药，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给父亲做手术。原先决定是给父亲做右臂截肢术，他也签了字。庆幸的是这时师卫生部来了一位副部长检查工作，实在不忍心看到父亲刚20岁就要被截去右臂！他们又重新研究了手术方案决定不做截肢手术，想办法来保住残肢。手术那天，因药品十分紧张短缺，每位伤员只能打一针麻醉药，父亲的手术时间较长可麻药时间已过，手术还没能做完，就只能是靠毅力强忍住了！经过4个月的住院治疗，父亲的伤口彻底愈合了，体力也恢复了，但右肘关节骨不连接、受损的神经不能恢复导致右手萎缩（评为二等甲级伤残）。

　　大概在10月底父亲伤愈出院，又回到了抗大一分校，分到警卫通信排任排长。1942年初，父亲改任二中队副中队长。过了不久离开抗大一分校，调到冀鲁豫第一军分区担任了新的工作。

　　父亲老年患病后对于“生死”看得很淡，常对我们说：“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很多战友，连新中国的解放都没能看见，才只有20多岁就牺牲了……要说“死”,50多年前我也是到“鬼门关”去过一次的人了，能活到今天70多岁，已经是很幸运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要相信医生，不要提过多要求，给医院添麻烦！”

　　前不久，我和小妹开车带老母亲，前往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参观，因为堵车到那里时已经关门了，小妹找到执勤的负责人对他说；“我母亲是抗战老兵的遗属，我母亲解放前也当过兵是名老战士，今年85岁了，老母亲这么大年纪好不容易都来了……”执勤的同志很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就带我们进去了。参观时母亲一直很凝重的表情，不停地对我们说；“你们一定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我想她老人家一定又想起了父亲当年参加抗战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