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往，我在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写与母语研究道路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是国家40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课程改革的大潮，为我参与语文教育教学、教材编写和教育科研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为我的母语教育改革与研究拓开了广阔的空间。

　　教改难 ， 路在哪儿？

　　1978年，我以“亦教”笔名发表了万字论文《试论语文的工具性》，在江苏地区语文界引起了反响。此后我不断在教学实践中探索，陆续发表教学经验文章，出版教学理论著作。

　　正当我有些自我陶醉的时候，在“文革”中遭批斗的江苏省泰州中学于一平老校长恢复原职。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埋头教书，充其量只是个教书匠。只有既教书，又看路，投身教学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教师，才可能成为教育家。”这番话在我的为师路上树立了新的路标。

　　不久后，吕叔湘、叶圣陶等著名教育家在报刊撰文，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呼吁大力改革语文教学，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了语文教学改革的跋涉，这条路漫长而艰难。

　　我对自己的语文教学做了多项尝试，初步探索了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新路子。在于校长的支持下，我同时选择高中和初中各一个年级做实验。担任副校长后，我仍然坚持在实验班执教，种“实验田”。

　　我从3个方面探索了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途径：一是研究不同文化基础、不同心理素质的学生学习母语的规律，因材施教；二是把夯实母语基础与灵活应用结合起来，教学求实求活；三是倡导启发诱导式语文教学，摒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激活学生学习的动因。这期间，我总结了诱导式教学方法“引读十法”，设计了23种阅读课型、作文教学“三阶十六步”、语言与思维同步训练十题，这些成果陆续发表后，在全省乃至全国语文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精心编织教材改革蓝图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全国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教授，告诉他我对未来的思考：“一是继续深化语文教学方法研究，二是编实验教材。”顾先生脱口而出：“编教材！”我和顾先生在他家里开起了“讨论会”，并在讨论中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用教材来制约教法，用先进的教材理念改变落后的教学思想。

　　然而，编语文教材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从来都是出版、教育部门的专业机构组织知名的高层专家学者编写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行吗？然而，对于一个追求人生最大价值的改革者来说，我被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驱使着。1983年，同仁们汇集到我身边，组成了一个“战斗方阵”，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编写教材的长征。

　　确定指导思想是编写教材的关键。我把视线投向那“灯火阑珊处”：以3个面向为指针，以落实素质教育为宗旨，面向大多数；重在能力培养，重在思维训练，重在读写听说综合应用，重在整体把握教材主旨；利教便学，力求把学生从沉重的身心负载下解脱出来。本着这些基本理念，确立了“一本书、一串珠、一条线”的“单元合成，整体训练”的体系，编写了单元合成型初中语文实验教材。

　　为了提高教材实验的说服力，我在担任分管教学副校长的同时，亲自用油印本执教一个实验班。一轮教完，大见成效。这个班毕业时中考成绩总分超过入学成绩相同的对比班20分，名列全市之首；学生们进入高中、大学后大部分都成为优秀学生。1987年，教材实验升级为江苏省教研室、江苏省普教局的实验项目。教材在1988年秋正式出版，此时，该实验在省外也开始星罗棋布，全国15个省市分设了样本班。

　　1990年5月，我主编的教材在国家教委立项，同时拨发了5000元实验经费。两年后，教材经国家审查通过，进入国家教委发布的新教材用书目录。2000年，我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主编了经国家审定通过的第二套推荐全国试用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2001年，我主编的第三套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语文实验教科书经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作为一类教材审查通过。2013年，该教材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我们收到了教育部颁发的义务教育教科书纪念证书，该证书肯定本教材编写“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走进母语教育研究殿堂

　　随着课程教材改革的发展和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语文界展开了大讨论，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际上许多国家纷纷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各种流派思潮直接影响我国母语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深爱着语文教育的改革者，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母语课程教材研究的重任。我先后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十五”两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的重点图书的撰写。

　　我和我的团队“12年磨一剑”，先后与中外200余位专家学者精诚合作，在2001年完成了5卷本《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2004年完成了53万字的《当代外国语文课程教材评介》，2007年完成了10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共计830余万字。2008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10卷本《母语教材研究》出版座谈会上，专家学者称这项研究“范围之广、内容之深、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模式之新、成果之卓著都是前所未有的”“将作为里程碑载入中国语文教育的史册”。2011年12月，此书获得了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最高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一路走来，我曾有过成为政府官员、教授的机会，但我坚持“有失才有得”的观念，选择了割舍。因为我深知，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得”往往以“失”为代价。我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几十年春节期间也不休息，几度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我都没有放弃。如今我已步入入耄耋之年，但事业从未停止。

　　我在教改40年峥嵘岁月中的感悟，可以概括为3句话：如果我们的教学改革事业是一棵常青树，这棵树的根，是深深扎在江苏文化沃土里的；如果我们的母语教育研究演奏了一首美妙动人的乐曲，那是因为我们有一支精诚合作、和谐团结的庞大乐队；如果我们的教材建设已经开花结果，正是由于我们沐浴了40年改革开放和国家课程改革的雨露阳光。

　　（作者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