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在小组讨论

张鹏/摄

当张俊龙决定从英国华威大学华威医学院回国，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生物科学系任教的时候，内心仍有顾虑。

“从1994年起，我一直在西方教育环境下学习和工作，已经熟悉和习惯了西方的生活与工作模式。回国之前，我比较担忧自己能否再适应中国高校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入职两年后，张俊龙表示，“当时了解到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情况，知道这里的氛围与国外很相似，我感觉在西交利物浦大学这样的环境下会比较得心应手。现在看来，我们学校在很多方面，如学校的行政效率、运营体制等方面在国内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些方面跟国外比较接近，我很满意。”

“你们也太宠老师了”

高华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人力资源办公室外事组的员工，她依然记得上班第一天的情形：“当时的我似乎置身于好莱坞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办公室里电话频频响起、同事们脚步急促，行色匆匆，如同一场紧张而又令人奋进的命运交响曲。”出乎意料的忙碌和紧凑彻底颠覆了她印象中高校行政部门员工“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怡然自得。

“所有的老师到达西交利物浦大学的第一站就是人力资源办公室，我们就是服务老师的重要窗口。”入职半年后，高华逐渐适应了这种忙碌。西交利物浦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师资，申请者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交流上不仅有时差的问题，还会遇到文化差异、国家外事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高华说，是为了确保这所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能顺利到达并开展工作，他们有着一套严谨的流程：当老师走下飞机，接机人员已经在机场等候；当老师们到达苏州，提前预订的公寓已经可以随时入住；当老师到达学校，签署合同、领取办公室钥匙、办理大学教工卡及网络账号等一系列入职手续，要在几分钟内搞定。

和高华一样，科研办公室的陈鑫之前在一所传统大学的出版社工作，来到西交利物浦首先面对定位和心态上的挑战：原来的单位“官多”、“衙门多”，一个行政部门的小科员就可以发号施令，让老师们团团转，而西交利物浦的情况却大不相同。陈鑫现在的工作是协助教师申报科研课题，这种在原来单位发通知、给意见、等着截止日期汇总上报材料的活儿，在新单位却并不容易。西交利物浦的教师来自世界各地，想要申请中国的科研基金和项目，会遇到不少困难。小到语言材料的翻译、申报表格的填报规范，大到科研项目的优先级别和国家的科研政策，都需要他和老师们逐一解释。有时候，为了一个表格，陈鑫需要和老师们反复沟通，往来几十封邮件。“老师们有关科研的所有的困难和咨询，我们首先是登门拜访解答，其次是电话沟通，最后才是用邮件书面沟通。”

从“管理者”到“服务者”，校园管理办公室耿逸琳也深切感受到这种巨大的不同。“我们的出发点永远不是‘便于管理’。”作为校园管理办公室的一员，耿逸琳的工作和学生、老师们打交道最多。在西交利物浦，所有的教室、机房都是向学生和老师开放的，只要没有课，同学都可以用来自习、小组讨论和社团活动，自由开放、从无约束。而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往往会将教室里弄得天翻地覆。

“为了保证第二天正常上课，我们物业工作人员每天总是很早就要去教室里逐一巡视，检验机器设备，归位座椅。”尽管工作量巨大，校园管理办公室却并不愿意用制度来惩罚学生。“我们设施使用规范和提示，从入学的时候就会告诉学生，也都会张贴到教室。学生的基本素质不错，我们反复的提醒和引导，往往就能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因为不少人骑自行车上下班，英语语言中心的外籍老师希望他们考虑在基础教学楼加装淋浴设备，这在施工和布局空间上都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最终还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工。耿逸琳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大学的朋友听，大家一致惊呼：你们也太“宠”老师们了。

有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

服务到“宠”的程度，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著名管理学家席酉民教授对现代大学行政体系的定位。在他的眼里学术体系的特征是自由活动、自由探索、静心研究，行政权力要利用权力和资源为提供学术创建、高效的支撑和服务，而不能成为领导者也不是管理者，学术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共同目标是打造无形的研究和学习的平台以及学术共同体。这意味着，在西交利物浦，学生和老师成为主角，而行政员工甚至是学校领导则一同成为搭台的人。

众多来校取经的兄弟院校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行政构架图兴趣浓厚，全球90%的大学广泛采用的官僚层级结构在这里被弃用，在这张由学术和行政机构网连接形成的椭圆形构架图上找不到层级和隶属关系，教学院系、科研中心和行政平台之间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关系。

高校管理的行政化成为当前最为关注的改革问题，如何去行政化也成为实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一大难题。在席校长看来，传统高校之所以受到行政化问题的困扰，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掌握了大量的资源配置权，越权干涉学术事务：在现有的资源分配体制下，很多高校里，校长、副校长、大教授或者院士在项目申请和资源获取过程中占尽先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未恰当分离和互动，致使不少人认为进入权力层很重要，导致高校无处不在的行政化现象，校长行政级别、教授争抢行政职位，“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不过，在“去行政化”的声浪中，席酉民校长也同时坚持自己的判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高校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去行政化不应该让行政权力无所不包，也不应该将行政权力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在改革资源配置体制和大学治理结构的前提下，清晰界定二者的职责和关系，该由学术判断和决定的事情行政绝不越权。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涉及到学术判断和发展的事务，如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师学术水平判断和升迁、学生升级及学术违纪处罚、具体的教学管理等事务均由专门的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预。

但是，如果有师生认为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有不公之处，他们可以向行政权力申诉。不过，这时候，行政权力也不能直接干预学术事务，行政系统人员只能通过考察学术权力决策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成立，程序是否合法，对学术权力进行监督。如果事实成立，程序合法，行政权力必须全力支持学术权力的判断和独立性。

正因为清晰界定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及两者的权责，所以，“行政化在这里是伪命题”，西交利物浦大学有高效的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所有职能部门的基本职责是向教学和科研系统提供周到服务，而不是任何权力部门，他们无权指挥和命令任何学术活动。而回归了支撑和服务职能的西交利物浦行政职位在对教授和老师们失去诱惑力的同时，迎来了一批像高华、陈鑫和耿逸琳一样的年轻的专业化行政人员。20多岁、30出头的行政负责人在西交利物浦比比皆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是一种一起成长的感情

相对于传统高校少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相对于本校教师需要面对薪金收入的差别，被“去行政化”后的行政员工战斗力是否会受到削减？2007年加入西浦的毕新用自己的故事回答了这个疑问。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作为学校“元老”员工之一毕新已经坚守西交利物浦大学图书馆5年有余，从临时负责人到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图书馆馆长”，毕新认为自己的收获难以用金钱或职位的提升来衡量。

“西交利物浦是一个全新的学校，我们有足够的后发优势和有利条件，对图书馆来说，很多服务项目可以通过自主探索来尝试。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平台尤为难得。对我自己来说，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基本上就是上限了，但是在这样的平台上，我可以自己摸索创造，去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事业的空间无限广阔。”

与毕新一样，王珊在某门户网站短暂工作之后于3年前来到西交利物浦大学，就职于国内高校目前唯一一个“品牌与市场办公室”，负责品牌推广、媒体公关及新闻事务。这位今年刚满30岁、经常在外事会议上被误认为是学生的年轻人认为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工作的最大动力是充分的信任和尊重，这里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得益于充分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很多规划和想法不需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审批，年轻人可以放开手脚，相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会少很多挫折感，多很多成就感”。

同时，因为大部分同事都是年轻人，沟通与合作都非常融洽，品牌与市场办公室截止目前仅5位正式员工，却承担了大学网站维护、多份报纸和杂志出版、系列视频多媒体新闻制作以及全方位的媒体关系拓展工作，工作量和工作压力让很多外校同行颇为惊讶。“定位好自己，在自己的领域内把工作做到极致，你就不会再去纠结落差和出路问题。”“从业务角度，我目前所作的事情比在门户网站或传统传媒机构覆盖的范围更广，在这些领域结合大学发展做出卓有成效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成绩挑战更大，对个人人力资源价值的提升也意义更大。”

“我们所有员工都是一个角色，是一个知识生产、智慧创造和支持服务网上的节点。你这个节点连接的人很多，那你的作用就很大，你的节点连得人少，你的作用就小”，席酉民校长将西交利物浦的核心价值观定位为“多元、规则、创新、自由、信任”，无论是行政岗位还是教师岗位，是外国员工还是中国员工，你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西交利物浦的目的就是营造机制、创造氛围，让学生健康成长的同时，为员工“成功事业”提供平台和机会。

王珊对此颇有感慨：“在这里感受到的是共同向上的氛围，年轻人之间，年轻人和学校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的感情。”“来西交利物浦是为了做事业，而不是求安定。” 毕新则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西浦图书馆随着学校的飞速发展，历经了从无到有继而要奔向独特和卓越的艰苦过程。很多人因为成为名校一份子而得益，西浦人只能以创建名校为己任。感谢西浦，让我能参与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

通讯员蔡文斌 记者沈大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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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摄

编辑：沈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