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授知识、训练智力、涵养美德，文明的延续与更新在于教师薪火相传。昨天是第30个教师节，我们邀请5位从事不同种类教育的老师们，畅谈他们的从教生涯、教育理想，回忆那些让他们的职业熠熠生辉的人们——前辈们、同事们、学生们。

“经师”与“人师”

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今年9月10日是第30个教师节，我在“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中也呆了足足25年。25年前我入读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谈凤梁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做师范教育报告，旨在端正我们的专业思想。他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许多工作是重复、枯燥的，而教师是同学生打交道，工作对象是活生生、变化的，所以工作永远是新鲜的。这句话当时对我确实起到“端正”之效。师范生是准教师，教师节也“与有荣焉”；后来我读研、留校，成了这个节日的“主人翁”。

“庆祝”是教师节题中应有之义，从自我庆祝到学生庆祝、从学校庆祝到社会庆祝、从民间庆祝到官方庆祝，教师节从一个行业节日演变成全民节日。庆祝方式多样，“意味”更是各殊，比如商家往往借机推出种种促销、让利之举。近年来，每逢教师节，在“庆祝”的喧闹、浮华之后，我萧然独处，“缅怀”与“自省”成为我私人的两个主题。

先说“缅怀”。在成长之路上，我得到过很多老师的帮助，帮助最大的莫过于郁炳隆与顾福生两位先生。两人先后于2008年、2009年谢世，我在博客上都有长文缅怀，这里只能聊记数语。顾福生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一位“恂恂如鄙人”的老书生，木讷少词、朴实无华，指点我的学业、关心我的生活。2005年我的一部学术著作出版，需要书号费。我在后记中写道：“7月7日早晨，大雨滂沱，我与顾老师相遇；打过照面之后，顾老师又折回头，问我有没有钱，他可以借给我。”后来我买房，他又主动倾囊相助。顾老师真是“教书匠”，热爱教书，退休后在老年大学、民办学院上课；许多诗词爱好者将习作寄给他，他不厌其烦地修改。郁炳隆先生是江苏教育界名人，长期担任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我做过他3年秘书，可以说是“私淑”于他。郁老师人情练达、谈笑风生，但不世故，本质上也是书生。我是他众多后辈中的普通一位，只是因为机缘巧合，能够在他晚年近距离地接触他。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说，胡适很像《论语》中的孔子，胡适对他的影响，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我聆听郁老师教诲、亲见郁老师行事，这两个词也恰适合描述他对我的影响。郁炳隆和顾福生两位先生是至交。郁老师是12月25日去世，这是西方的“圣诞节”；顾老师是9月28日去世，这是孔子的诞辰，有人倡议将这天设为教师节。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在我心目中，两人都是一生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好老师，接近于“圣人”，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说“自省”。我踏上教师岗位之后，一直受到郁、顾两位老师的熏陶，我也以他们为榜样。古代有“经师”与“人师”之分，“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就是说，传授知识的老师容易遇到，为人师表的老师很难遇到。郁、顾两位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他们那一代高校教师很多是“述而不作”，不像我们今天动辄多少论文、专著。两位老师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是教师，不是专业科研人员，教书才是第一位的。我以“经师”与“人师”的标准自省，只能说“经师”勉强达到，“人师”距离遥远。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殊难缕述。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全民议题，目前的高校评估体系，普遍重科研、轻教学，“著书立说”在“教书育人”之上；科研成果可以量化，成为硬指标。最近清华大学人事制度规定，讲师、副教授如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今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之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50多封、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方老师留在教学岗位。方艳华事件不是孤例。这种制度下，自然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我也未能超然，这些年在科研上的投入明显多于教学，往往忘却了两位恩师的叮咛；在教师节这天我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话又说回来，“经师”就那么容易产生吗？“经师”应该从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但许多青年教师汲汲奔波于生计，焦虑、自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中把这种状况称为“自我认知下行”。在他发出的5138份调查问卷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工蜂”族年均收入不足5万元，只有10%的人能突破7万元。谋生尚且不易，沉潜学术、将自己锻造为“经师”殊非易事。

今年教师节如往年一样热闹。在这一天，我更愿心香一瓣，默默缅怀；陋室一隅，静静自省。

点亮对未来的向往

王敏 （南京市建宁中学教师）

建宁中学是江苏省唯一一所教育转化“困难学生”、工读性质的、普教体系的学校，学生是一群“可爱、可惜、可塑”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有令人惋惜的故事，比普通中学的孩子更需要关注、关怀。

大多数到建宁来的孩子，都不被原来的学校、老师和同学所欢迎，没有自信，没有存在感，更不用说集体荣誉感，所以很多孩子会逃课、逃学。但在建宁工作多年，我一直坚信，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教师的作用首先是挖掘这些闪光点，点亮孩子们的自信和对未来的向往。

许同学刚来时，发现玩的时间严重不足，就开始逃课、逃学，混网吧、酒吧。一次，他逃学去网吧，我用其他学生的QQ加了他，成功套出他在哪里。我赶到网吧，他先发现了我，我就去后门守着，终于截住了他。另一次，他逃学去酒吧打工，我走访了几天，找到他所在的酒吧，遭到酒吧保安阻挠，费尽周折才把他带回学校。有了几次逃学被抓的经历，这孩子反侦察能力明显提高。又一次逃学，他主动联系我，说在南湖公园约到其他逃学的孩子，让我去抓，其实他和别人约定在迈皋桥见。根据种种线索，我分析他是虚晃一枪，于是将计就计，约他晚上去南湖公园，实际我去了迈皋桥地铁站。等了两个小时，那熊孩子慢腾腾地晃出来，一见我，怔住了……每次逃学，我都能找到他，他心服口服，再也不跑了。而每次和他谈话，我都站在他的角度，让他感到被关心，感到平等与被尊重。距离拉近后，我发现他喜欢唱歌，嗓音不错，于是校内比赛、校外表演，我都推荐他参加，还陪他练歌。慢慢地，他对学校产生了归属感，有了自信，学校各项汇演都积极去做主持人，和父母的关系也改善了，初中毕业前入了团。现在，小许在一家护肤品连锁店工作，主管说，小伙子认真负责，不错！

吕同学的父母在他小学4年级时去外地工作，至今没回来探望过他。他在南京与奶奶相依为命，在班里少言寡语，与同学关系紧张，遇事易激动。后来，奶奶因病回老家，留下他独自生活。一次寒假返校前下大雪，他家很远，我想他不方便拿被子等生活用品，就开车去接他。对我来说这是举手之劳，这孩子却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给我，并且，从此没犯过任何错误，遇到问题都来找我商量。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与人交往中的问题，常常和我探讨如何解决。他和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在“小伙伴”中找到了温暖。现在，小吕在一家知名汽车制造厂任职，工作一丝不苟，是师父眼中的好徒弟。

夏同学初二下学期转到建宁，第一天就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晚上值班，我找他聊天，原来他经常打架斗殴，结识了很多校外不良少年。第一个月，周末回家我不允许他出门，时常打电话或突然去他家查看他是否在家，期间还不断和他讨论犯罪案例，给他讲法律常识。寒假前，他来找我，说从前的几个哥们因为团伙抢劫被抓了，他很后怕，多亏我管得严……他开始学习好好做人，逐渐改掉一些坏习惯。我发现他管理能力、表达能力都很强，就推举他做班长。他还真行，班级风气正，凝聚力强，他也感受到做好人、做能人的快乐。毕业后，他进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两个月后就转为正式员工，公司领导打电话给我，对小夏赞不绝口。

在建宁中学，我们对教师的角色内涵是这样理解的：教师是“默默的守望者”、“温和的倾听者”和“机智的导演者”。我们要24小时照顾学生的生活，要呵护他们敏感脆弱的心灵，更要引导他们看到自己明亮的一面，和可以追求的美丽未来。

未知世界的使者

黄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曾于美国中卡社区大学孔子课堂任教）

“你在哪儿死了？”冷不丁被人问这么一句，肯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10年前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文法学校当汉语助教，偶尔有学生迟到，班上同学会一起对他来这么一句。我不明就里，孩子们说，就是表示对迟到者的不满，以前他们迟到，汉语老师就这么说。我找到那位曾在中国进修一年的“老外”同行，费了老鼻子劲才弄明白，这句中文的“正版”是：“你死哪儿去了？”

“你在哪儿死了”和“你死哪儿去了”，单纯从语法结构分析，意思差不多，老外分不清其中的差别，情有可原。我当了18年语言老师，在国内教中国孩子学英语，到澳大利亚、美国教“老外”学汉语，深知学习第二语言的难度，中式英语的笑话见过不少，老外学汉语闹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也碰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一种陌生语言充满热情。

前年去美国北卡州的East Lee中学作演讲，第一次发现，孩子们竟会被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打动。East Lee中学的孩子们没有学过一天汉语。讲座是用英语，当PPT放到一张民国初期中国人的照片时，孩子们看到图片上有一行汉字，请我用汉语读给他们听。我叽里咕噜地用普通话读完，台下的孩子们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眼神里是兴奋与满足，讲座结束还来跟我要签名。

那一刻，我也非常感动。他们的掌声仅仅是给我的吗？我想更多的是送给他们不熟悉的语言、他们好奇的文化，而我恰好是这门语言、这种文化的一个使者。

学英语的中国孩子，学汉语的外国孩子，大多有个共同点，就是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语言本身的兴趣，他们更想了解说这种语言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West Lee是一所距East Lee不远的中学，我去那里给孩子们做讲座，他们提的两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是“中国女人还裹脚吗”，我只好立马伸出39码的大脚给他们欣赏。第二个是“听说中国非常厉害，交通工具是不是用上了飞车（flying cars）啊？”在普通美国孩子的心目中， 中国真是个好神奇的国度！

中卡社区大学的美国学生中有一位60多岁的苏德里先生，他原本修经济学，教室就在孔子课堂办公室对面。他每次路过我办公室，都非常友好地来打招呼，好奇地看办公室门上关于中国的图片。后来一学期他就出现在我的班上。他上课总是无比专注地练习口语，听中国文化介绍；课后泡在汉语语言文化资料室，还借了电视剧《水浒》的碟片，没有英语字幕，竟也看得兴致勃勃。一天，我在办公室备课，突然听到资料室传来越剧的曲调，探头一看，苏德里先生正面带微笑地闭目欣赏呢。那一刻，他陶醉在美妙的异域文化里，我则惊呆在他的陶醉里。

在美国两年中，我遇到很多人像苏德里那样向往中国文化的人。中卡社区大学校庆日，校园里摆了各种摊位，像个集市。“老外”们在我的摊位前排起长队，等着我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上他们的中文名字，捧着张宣纸如同捧着个宝贝。

不管是对汉语一无所知的美国中学生，还是汉语刚起步就似懂非懂看水浒的“老学生”，打动他们的都是充满诱惑与挑战的未知世界，他们热烈地看着我这个老师，想要老师带领他们进入那个未知的世界。

回到乡村小学

刘玮 （无锡市立人小学校长，教育学博士）

2013年5月，获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后，怀着对陶行知先生乡村教育情怀的景仰，我来到无锡乡村小学——立人小学担任校长。

1926年，陶行知先生为寻找改进乡村教育之根据，来到无锡县开原乡立第一小学。他来不及掸拭满身风尘，便察看表册，听潘一尘校长汇报，了解学生的学科喜好与人生理想，巡视学校操场、公园、图书馆，与学生探讨“知易行难”的命题，参加学生自行组织的联欢会。回南京后，写下了《无锡小学之新生命》一文。他认为开原第一小学的最大特色是以最敏捷、最切实的方法引导学生组织积极的活动，他因此“对中国的前途增添了好些希望”。他希望各个学校都能为中国造就能组织、能团结、能为共同幸福从事共同活动之新国民，他憧憬建设更多既能培养团体生活，又能运用科学知识改造天然环境，更切需要、更合理想的乡村学校。

回想25年的从教生涯，在4所乡村小学任教15年，2005年调入城区实验小学任校长，如今又回到了乡村小学。从中师生到博士生，从普通教师到特级教师，心底里始终有一个情结，就是去一所理想的乡村学校教书。我不能忘怀读小学时的乡村学校，土砌的教室，土砌的课桌，教语文的陈老师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不能忘怀，做过民办教师的父亲讲他当年提着马灯去家访，无奈离开讲台时眼中的怅惘；不能忘怀，我去师范报到的前夜，在伊山脚下一个小旅馆，在12寸黑白电视机前，看一部关于山村女教师的电视剧时潸然泪下……

到立人后我一直在思考，今天的乡村小学找到陶行知先生希冀的新生命了吗？一个理想的乡村学校应当是怎样的？旧的教育形态已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洗，但对理想教育本质的追求，还在今天的土壤中生发着力量。陶行知先生所说能组织、能团结、能为共同幸福从事共同活动，是不是今日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他憧憬的既能培养团体生活，又能运用科学知识以改造天然环境，更切需要、更合理想的乡村学校，对今天的学校建设有什么启示？

一所理想的乡村学校必定有高尚的使命和愿景，以及相应的办学理念、行为准则，是教师和学生情之所系、业之所进之处。在教师身上，它体现为价值认同、专业成长和对乡村教育的执着；在学生身上，它体现为灵魂的依恋与精神的皈依。孩子们长大成人，回望流年，不能忘却田野间的游戏，校园古树上的鸟巢，老师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的教鞭。

德国教育家斯普朗格说，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以富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滋养个体生命，使之不断成长。一所理想的乡村学校，一定有自己的文化主张及理性操守。它关注围墙外的环境变化却不随波逐流；它注重校园内以生命成长为旨归的变革，却不抛弃改造农村社会的责任。它的核心是儿童立场，所有活动都应有所体现；它不仅关注儿童当下的快乐成长，还着眼于他们卓越的未来。

一所理想的乡村学校，应当有文化自觉的校长与教师。如果校长终日向往城市，不去思考乡村学校的变革与持续发展，如果教师没有类似于学习共同体的“文化圈子”，终日为应试所困，那一定不是好的学校。

一所理想的乡村学校还应当有适切儿童成长的课程文化。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指向儿童人格的健全与完善，指向未来的生存知识与技能。在这里，儿童感受到爱，懂得感恩，心田种下善良的种子；他们敏思好学，脸上常写着微笑与坚毅；他们爱好运动，崇尚力量、速度与汗水；他们看到一粥一饭，能想到父母田间劳作的艰辛，听到《二泉映月》，能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情怀……学习不是封闭在教室里。在田间，他们学习劳动技能，感悟农耕智慧；在河畔，他们与老师一起“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乡村文化中拙朴而浑厚的养分被充分挖掘，悄然内化为师生的精神品质，问仁、取义、修诚、守朴，从中找到行走的方向，汲取行走的力量。

这样的乡村学校，或许蕴含着陶行知先生88年前所希冀的“新生命”，也是我选择来当乡村小学校长的初衷。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人

马建强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授）

我是一位特殊教育工作者。全国像我这样的教师有近5万人，主要分布在1900多所盲聋培智学校，以及从事特殊师范教育的高等院校。

我们的学生，或视力残疾，或听力残疾，或语言残疾，或智力残疾。如果在普通学校工作十几年或几十年，现在满可如数家珍：我的学生某某某当上区长，某某某资产过亿，某某某评上教授，某某某出国留学……而我们的学生接受教育的最好成果也只是自食其力，有的甚至一辈子还、尚不能生活自理。但他们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接受学校教育是他们神圣的权利，也是特教老师的巨大责任。特殊教育需要教育者有爱心、专心、细心、耐心、恒心、信心，但这绝不意味着特教老师的幸福指数低。

南京市溧水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葛华钦刚刚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了28年，由当初18个聋哑孩子的“父亲”，变成了168个残障孩子的“爷爷”。溧水特殊教育学校创建于1986年，葛华钦是创校校长，也是最早的3名教师之一。目前学校已经发展为集听障教育、智障教育、康复教育于一体的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形成“教育—培训—就业”一体化办学模式，有168名残障儿童在此学习，27名残障毕业生在此就业。也许我们会把葛华钦解读为一位为残障儿童奉献的苦行僧，其实他平素说得最多的是感谢——感谢这些特殊儿童，是他们激发出特教老师的被需要感，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松懈、不可怠慢、不可不全力以赴，28年因此过得充实而富有成效。

今年109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也曾是特教工作者。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因为国家需要，50岁后改行研究语言文字，在我国盲人盲文改革、聋哑人手语手指字母方案制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几年我多次拜访周老先生，每次提及特殊教育，他都兴致盎然滔滔不绝。他找出许多他在国内外发表的关于盲文、手语的论文送给我，介绍其他特教专家与我结识。我问他长寿秘诀，他认真地说，他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活不到35岁，因为年轻时患有肺结核、抑郁症。一个人只想着自己是活不长的，要多想着为别人做事。从事特教工作，很好。

沈家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盲人盲文与聋人手语研究专家，今年90高龄，仍每天读书、看报、上网。1949年上海解放，沈家英经人介绍去上海盲童学校担任会计。她对我说，原先她不了解盲人，到盲校后发现盲童们渴望知识、热爱学习，她被打动了，开始学习盲文。学校教师不够，校长便让她教书。1956年，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她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小学教师，不久被教育部调到北京编写盲文教材，60年代又被调到北京第四聋哑学校教书。从盲童教育到聋哑儿童教育，沈家英总是把残障孩子当作天使，1974年她与周有光先生合作的《汉语手指音节》指式图，至今仍在使用……沈先生把当年陈毅市长亲笔署名的奖状捐给我们特教博物馆，并说如果需要，家里所有特教方面的书籍，都可以拿走。我提出付些费用，她断然回绝。说风烛残年，身外之物，已毫无意义。回首一生，能有几十年为特殊教育做事，很知足、很幸福。

我省是特教大省。1916年张謇创办的南通狼山盲哑学校，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盲哑学校；1927年创办的南京市立盲哑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办特教学校；1982年创立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学校；2010年创办的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是我国第一所主题类专业性教育博物馆。我省特教专家也是全国领先，周有光先生是常州人，沈家英先生是扬州人。今年93岁、现居无锡的宋鹏程先生，1938年于上海创办私立聋哑学校；今年90岁的常州人戴目先生，是聋人教育专家，曾任中国聋协主席；今年80岁高龄、被誉为“活着的阿炳”的著名盲人二胡演奏家甘柏林，是南京盲哑学校毕业生，曾任中国盲协主席；中国第一位盲人大学生罗福鑫是淮安人……

特教老师的幸福，就是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人，收获特别的快乐。

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