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青蒿素研究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荣誉

中国诺奖得主屠呦呦：青蒿素研究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新华网北京10月6日电（记者 吴晶 胡浩）5日摘取诺奖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6日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屠呦呦将自己的获奖感言写在一张纸上，认真为记者念道：“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一种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没有事先预告，没有官方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早9时许，在记者多次恳切提出简短采访的请求后，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边请记者落座，一边还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那时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影响严重。1967年5月23日中国召开大会，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这项工作后来有了一个代号，被称为“523”项目。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此前，中美两国的抗疟研究已经经历多次失败。美国筛选了近30万个化合物而没有结果；中国在1967年组织了全国7省市开展了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抗疟疾药研究，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也没有取得阳性结果。屠呦呦和同事们通过翻阅中医药典籍、寻访民间医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内的600多种可能对疟疾治疗有效果的中药药方，对其中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用老鼠做试验，但没有发现有效结果。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有白天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型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屠呦呦的书柜中，大大小小的奖状、奖杯、出席证、获奖照片摆满了格架。摆在正中的是2011年赴美接受有“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奖时，老两口与大女儿一家在白宫门前的合影。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获奖也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

因为身体的原因，一个小时的采访过后，屠呦呦的面色有些憔悴，但只要提到青蒿素这个字眼，她全然不顾老伴儿的提醒，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她说。

【相关阅读】“三无”屠呦呦为什么当年落选院士？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来源:人民网作者:周莉娜、王瑶）

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