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刘道山（右）与堂叔刘玉柏纪念照 

　　照片的光影定格着逝去的光阴，唤起人们对逝去岁月的忆念。这张照片，是家父1956年6月，作为人民检察员（时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人事处负责人之一)，在沈阳参加中国审判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时，特意找到那时在东北做煤矿工人的堂弟刘玉柏拍摄的纪念照。这不仅因家父南下后哥俩没再见过，更因这位堂叔的母亲、家父的伯母，1942年农历六月初一遭日伪军用刺刀活活挑死在家中（年仅52岁）。哥俩借此时共同来怀念和祭奠亲人！这次审判对上千名战犯据中央“不杀少判”的精神，没有判处一例死刑。这体现了我为争取和平的宽大、厚德；但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正因为此，我翻拍、放大了这张照片，并加印分送堂叔家已落户东北的六位堂弟妹，以资缅怀先辈，铭记历史。

　　也正因此，我还翻拍了下面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1996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特意在老家故居（河北省武邑县审坡镇苗村）院子里摄的。因为就是这个破旧、荒凉、斑驳的院落，记录了抗日期间许多家父感人的往事——

　　1937年11月，卢沟桥事变的战火很快烧到了我家乡（我村距卢沟桥约300余里），正值28岁青壮年的家父，参加了革命工作，担任了抗日村公所财粮干事，随即又组织起村抗日自卫队并亲任队长。不久，加入共产党，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因其“扩军”等工作成绩大，晋冀鲁豫边区党报上专文表彰、总结推广其工作经验。1940年家父调任中共武邑县六区区委会执委、组织委员。

　　我家乡虽属冀南，但与冀中交界，故1942年日寇对冀南的“四二九”和对冀中的“五一”两次“大扫荡”都惨遭伤害。4至6月，十多万日伪军进行“拉网式”、“铁壁合围”“大扫荡”。尤其是那罪恶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同时，敌人逐级建立伪政权，搜罗地痞、流氓充当他们的帮凶；广泛密布据点（敌人1943年在我村安了据点）、公路、封锁沟三位一体的封锁网。这期间，家父表现得非常坚定、勇敢、机智、顽强。所以，上级党组织就把他打进“两面政权”的村“维持会”任副会长，以便在这极其艰险的时候更多更快地掌握敌情。为此，家父便把地下老党员王大环等安插为日伪军据点的炊事员；同时自己密切与审坡大据点“内线”的联系，几乎每天要来回跑二十多里。从而能及时了解敌人动态，随时传送情报。故多次保护了群众和抗日机构及领导同志。至今，有三次情报我永不会忘：一次是说，明天鬼子要来村找“花姑娘”。于是通知全村，年轻妇女尽早躲远；实在躲不远的，就换上老人的破烂衣服，脸抹上土、灰。第二天鬼子真来了，但其罪恶目的没达到。再一次是说，鬼子明天来“讨伐”会放“毒瓦斯”。于是告诉群众，把砸碎的大蒜糊在手巾或布片里带在身上，如遇鬼子放毒，就用来捂住口鼻防毒气。第二天鬼子也真来了，跑不走的老弱病残，藏在一个破院子的烂房子和柴草堆里，躲过了鬼子们的搜查。第三次是说，鬼子明天天不亮要来“堵村”，于是，吃过晚饭村民们用土坯封起大门，扶老携幼，牵着牲口提着鸡笼，躲到村东的河沟里，躺在篦蔴丛下，即使鬼子找来，也可逃往四面八方。第二天鬼子虽然来了，但没“堵”到一个人。

　　后来，敌人逐渐对我父亲的身份、作为有了警觉，于是在1943年春末的一天清晨，审坡镇大据点的日伪军由本村据点敌人带领，端着刺刀突然闯进我家“清剿”。父亲来不及躲避，便非常沉着机智地在院子里与日伪军周旋。忽然，敌人从北屋外墙壁“佛龛”（本地俗称“天堂”）里搜出一份中共入党志愿书，趁敌人尚未展开，家父迅即夺过来撕进口中强行吞下去。敌人意识到定是什么机密，不由分说打了家父，逼问吃的什么？见家父拒不回答，便推搡着家父走出院门，直到村南边的大寺上（明万历年间此处所修寺庙的遗址）进行枪杀。正巧，此处有一个地道口，趁敌人尚未举枪，家父便迅速钻进倒塌的铁菩萨下面的地道，敌人不敢贸然下去。本村诸多地道都是家父与村干部组织民兵、村民挖的，当然很熟悉，此地道在村外隐蔽处有出口，也可通向邻近村庄，家父就此脱险!

　　敌人怒不可遏，返回我家，抢东西、牵耕牛、烧房子，还打伤了我的祖母！

　　1947年，家父由本县公安局南下湖北；1979年6月离休于中共湖北省监委驻荆州地委监察组主持工作副组长，1989年11月30日病逝。遗体告别时挽联是：

　　“五二春秋，北战南征，胸怀党令，赤胆忠心，一身浩然正气；

　　万千雨雪，东奔西走，背负民情，殫精瘁力，两袖穆若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