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选择这个话题，源于不久前参加苏南某高校组织的一次国内主流媒体联合采访活动。为我提供这一话题的是该校的一名中层干部，一个曾在苏北某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了近二十年、担任了８年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的职教人。他之所言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今年6月28日《扬子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中考才结束就已“金榜题名”》，披露了盐城经贸学校花钱买考生信息后，“天女散花”地邮发录取通知书的内幕。自此，我开始对他所讲深信不疑。于是，我第一时间约其谈谈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他竟语出惊人：这不是个别现象！上网一查，果如所言。

今天在这里刊发该老师撰写的这篇约稿，报道的目的不在于揭疮，而在于疗伤，虽有刮骨之痛、揭丑之羞，但或许更有良药苦口之效。正如本文作者所言，正确地看待当前中等职教的发展形势，需要跳出职教看职教，透过表面繁荣看职教，要用校企合作的尺子来量职教。但愿本文所述能为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提供有益的决策借鉴。

招生混乱，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2008年5月4日《南京晨报》刊发记者调查《中介倒卖毕业生信息给民办校信息一条仅5元》；6月28日，《扬子晚报》再次刊登了一篇报道《中考才结束 就已“金榜题名”》，披露了某职业学校花钱买到考生信息后，在考生成绩出来之前即“天女散花”地邮发录取通知书的荒唐内幕。

在苏南地区还在坚守计划招生模式的今天，苏北、苏中一些地区早已改革了中考招生模式，引入了市场竞争，实行招生自主化、市场化。早在几年前少数职业学校已将招生指标下达到每一个教职工，教职工的实际招生数量与工资挂钩。因为此举涉嫌侵害教师权益，当时并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但学校还是我行我素地做了。一年又一年，教师们深入到学生家中做工作，深入到田间地头拉生源。这种招生模式成为先进经验的代名词，众多职业学校纷纷效仿。然而，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招生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令人束手无策。由于职校教师们想方设法招揽生源，结果导致初中毕业生源都出现了明码标价，出现了初中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将学生“奇货自居”，出现了隐性的招生“市场”，出现了初中学校教师抢做毕业班班主任，把招生当成第二职业、额外收入的不正常现象。学生到了职业学校的门口，还会出现职校教师“高价收购”的现象，不仅校际之间出现生源争夺，就是本校教师之间也出现了明争暗斗，这种争斗最初因碍于情面只是私下协商，最后发展为当着学生和家长的面讨价还价。

在这种混乱的争斗中，得益最多的是那些办学条件较差甚至不具备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他们依仗灵活的机制优势、大方的“出手”，逐年抬高生源的“市场价格”，从最初的每生三百五百，一直上升到八百（中专）和一千（五年制大专、成人大专），如此学生进校，遭遇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便不可避免。而在这场争斗中受害最深的则是那些办学条件较好、办学声誉也较好的重点职业学校。你学校再好，中学不宣传你，甚至还有意无意地诋毁你，酒香也怕巷子深。生源是学校的生存命脉，任何一所学校都赌不起，也不敢赌，因而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都身不由已地卷进了这场臭名昭著的职教生源竞争之中。

在这种混乱的招生体制下，教师已经没有尊严可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招办的协调统管功能已趋于弱化。以往的中职招生一直由大市教育局职社处负责，而当前的实际形势是由各学校“自主招生”，招定了以后再去职社处统一补办录取手续，即便是五年制高职的录取，也都是“先斩后奏”，学校录定了再到市招办理有关手续，而考生们所填报的志愿根本用不上，因为由自主招生造成的录取自由，学生来也自由，去也自由，最终的入学定位要看最后的选择而不是当初的志愿。对此，教育主管部门也有苦难言，制订游戏规则是必须的，但如果执行过死，就会直接影响学校的招生、最终影响学校的发展，所以只能猪八戒穿针——睁一眼闭一眼，一切顺其自然。

招生牵扯了校领导太多的精力，这是很多职业学校校长们的共同苦衷。为了招生，有些学校往往从春节一过便开始集中对初中学校进行攻关，从最初的向学校赠送电脑、电视等办公用品，到后来的直攻主要领导以获得进校宣传资格，直到最后从实用主义出发主攻班主任和村民主任或权威族长，校长们可谓是想尽了各种招数，每年制订学校招生方案成了不可外泄的秘密，也成为校长们头疼的大事。直到每年的十月份，校长们才有可能稍微轻松一刻，而过不了三个月，新一轮的招生问题又摆上了心头，使得校长们很难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去。

2007年以后，全省乃至全国的初中毕业生源趋于下降，2010年将会降到最低点，这是广大职业学校的领导们最为关心的大事，生源的减少对职业学校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为此，各地职业学校闻风而动，于是有了前文所述某职业学校花钱买考生信息后“天女散花”，使邻市泰州兴化的学生提前“金榜题名”的荒诞之事。据了解，苏北某市的邮电印刷厂开展“录取通知群发业务”已经多年，他们想方设法搞到初中毕业班学生信息，然后借助邮政优势开展“广种薄收”业务，数万份的录取通知书在短时间内均会一齐发出。据不完全统计，该市每名初中毕业生均会收到12~16份录取通知书。至于“未报名也录取”“缀学也录取”“提前录取”等意外情况的出现，则是因为“火候”未把握得好，或是生源信息“版本”过早、缀学学生未及删除所致。

学校管理，一道解不出的方程

随着混乱招生而来的是学生的管理问题。

因为学校招生工作的主导思想是首先要招足生源，因而也就谈不上讲究生源质量。再者，学校老师为了完成招生指标，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带到学校，学校也就不可能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计较学生的成绩和表现。结果，人数是招满了，素质却良莠不齐，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由于现在的职校招生是教师将学生请进学校，学生是“上帝”，而且被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封为职业学校“教师的衣食父母”，地位的错位导致管理更加困难。有些学生犯了错误，班主任要处理，学生不仅认识不到错误，还常以退学不读为要挟，因为老师的招生指标问题早被学生所悉知。为此，一遇此类情况，招生老师赶紧出面打招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哪个班主任不给面子，轻则心中积怨，重则产生口角甚至拳脚相向。为了保全费尽心机招进来的学生，很多学校出台招生兑现政策，要求学生至少要在校一个学期不退，方才算教师的指标，于是，教师们“接招”相互打招呼，在第一学期内不开除学生，即使再差也捱到第一学期结束。结果，每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学期便成为职业学校一年级学生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不仅学校的招生成果受损，学生流入社会以后因无书可读也给社会制造了不安定因素，每年由此产生的刑事案件都会不同程度地上升。

在学生管理中最难的是职业学校的老师。亲戚朋友的小孩招进来，管得严是容不得学生，管得不严又对家长不负责任，更怕孩子学习不好，将来找不到好的工作，没法向家长交待，甚至直接影响下一年的招生。对于大多数职业学校的教师来讲，还害怕学生和家长、亲戚知道有偿招生的内幕，使自己里外不是人。初中老师的声誉同样受损，因为职业学校或班主任常会动员老生帮其招生，很多学生到职校后很容易地就知道了招生内幕，想瞒都不可能，昔日的师生之情，教师的职业形象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

学生就业，一道尴尬的命题作文

最近几年，在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迈步前进的情况下，社会上曾一度兴起一种就业状况“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中职生”的说法，虽然从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违心地为职业学校加油、给家长选择职业学校吃定心丸、为社会力量投资职教提供依据，但事实上，我们的中等职教就业远没有国家公布的96.5%。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当前实行“半工半读”政策的形势下，所有的职业学校都是在第四学期（有的甚至更提前到第三学期）就将学生输送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型企业去顶岗实习，虽然学生们在实习（实际上就是上班）时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薪资，但他们直接失去的是非常难得的青春学习时光，是提前工作才让他们换取相对较低的工资。企业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大都非常欢迎中职学生到企业“实习”，一是因为学生比社会打工人员素质整齐，便于教育和管理；二是既为学生，即可有效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条文，可以达到既用了工又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目的；三是企业付给实习生的工资与正式员工相比都是非常低廉的，大都是紧压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然后尽可能延长加班时间，明义上讲是“８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学生都要干到10至12个小时。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方才出现社会上中职生“需求倒挂”的“虚假繁荣”景象。由于学生们吃不了无休止加班的苦，受不了长期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罪，很多学生大都在到岗后2至7个月后便纷纷选择离开，或“这山望着那山高”地盲目选择下一个企业，或成为流浪社会的闲散人员，为社会增添不安定因素。对此，企业方面早已见怪不怪，照样有更多的学生需要他们解决实习问题。而对于学校来说，能将学生送出去“实习”就算是完成了学生的“就业”安置，学校面向家长的解释是：半工半读的顶岗“实习”是国家的政策，而能否就业则要看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学生既然实习表现不好，无法“就业”也就不再是学校的责任，怨不得学校。在这种大背景下，目前我们所讲的中职生“就业率”，从本质上讲应该叫做“顶岗实习安置率”。绝大多数中职学校是完全可以将需要学校安排实习的学生全部送出去的，而一年后的就业几乎没有任何学校再去负责，学校上报给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就业率”其实就是“顶岗实习安置率”。这个统计数字不仅“水份”较大，而且质量较低。用这样的数据去与南大、东大等名牌高校的“就业率”相比，并因高出几个百分点而得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论断，显然是有违事实并会贻笑大方的。

拼死吃河涿 猛建大学城

早在2006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就发表题为《别让大学城变为人文空城》的文章，对大学与大师及大楼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对全国一窝蜂建大学城的做法表示了担忧；2008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再次刊发文章《实习难见老师难获取信息难大学城陷“孤岛化”》，报道了大学城的种种不足。

近几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建起了许多的大学城。苏南建城是经济形势发展所需，不知苏中苏北建城所为何来。大学城或叫职教城，有的也称科教城，名称不一，实质一样，就是将若干职业学校或合并、或升格，然后建到一起称之为“城”，蔚为壮观。每有来宾，必往观之。如此这般害苦了教师和学生。因为要建城，必然要远离市区（苏北某市就曾发文要求县城的师范学校，整体搬迁到远在百里之外的‘大学城’去，为的是凑足‘入城’学校总数，形成规模效应）。如此建城，浪费了大量农田不说，就是教师的生活问题也很难解决。由于没有了福利分房，学校不能擅自集资建教工宿舍楼，教师大都住在远离学校的老市区。如此一来，不仅教职工上下班不方便，一旦下了班，学校就变成了没有教师的“自由之城”，学生的违纪率自然上升。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做法，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拼死吃河豚”。

尽管如此，许多校长对建大学城还是乐此不疲，主要诱惑来自于办学条件的根本改善，毕竟学校变大了、变漂亮了，即使管理不善，也能一俊遮百丑；即使教学质量不够好，也容易吸引生源。年年招生景相似，岁岁家长人不同，“城”的诱惑力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建了楼背了债，买了设备勒裤带

众所周知，即便是行政级别相同，甚至高上半级，职业学校的校长与普通中学校长的社会地位也是不能同比的。每到招生季节，重点普通中小学的校长们都要关闭平时使用的手机，换用内部人士才能知道的新号码，为的是防止有人“纠缠”要入学名额；而职业学校的校长们此时却恨不得将自己的手机、小灵通、办公电话甚至家庭电话都印到招生简章上甚至挂到网上，生怕漏掉一个招生咨询电话。我们常见的情景是，家长们小心翼翼地拜托重点学校老师帮忙让小孩入学，满不在乎地对职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说：“有个亲戚的小孩，成绩不好，贪玩调皮，明年只好送到你们学校去！”言者也许无心，但听者却不可能不介意。对此，职业学校的你也许觉得伤了自尊，可当你考虑到学校布置的招生指标没有完成时，你还敢有脾气吗？脾气尚不敢有，还谈得上什么尊严？

为了尊严，职业学校的领导们急了。别人看不起职教，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职教，是因为职校经不起看。为此，校长们在将加强硬件建设当成了头等大事，勒紧裤带购设备。用有些校长的话说，“即使派不上用场，也要吸引学生和家长来参观”。面对看上去越来越“大学”的职业学校，教职工们怨声载道：“建了楼背了债，买了设备勒裤带。”“空巨债建巨楼”的形式主义做法固然令人不满，可职业学校校长的苦衷有谁知晓？

职教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否则，一旦陷入恶性循环，就很难走出泥沼。

课程改革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

对于职业学校来说，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就要设法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这要狠抓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的提高最终归结为职教课程改革的深化。

最近几年，职教的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在争鸣中相继形成了诸如“项目化教学”“工作任务驱动”“实践课题引领”等课程改革构想，为有效提高育人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与改革的初衷相比，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职教课程改革表面繁荣背后的隐忧：课程改革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而是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学查建中教授所说的，“对于许多职业院校的领导来讲，当前的课程改革或实验也许会冲击他们的头脑，推动他们向前，但如果他们的双脚还站在原地不动，只移动上身而脚步跟不上，则必然会摔跤”。

一是雷声很大雨点太小。众所周知，实施课程改革，不在于开了多少讲座、写了多少计划、出台了多少政策、发表了多少论文，关键要看实践，要將改革的理论与设想落实在教育教学行动上。眼下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课程改革的雷声很大，雨点太小。许多学校满足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课程改革示范学校”之类的评选活动：评选前倾全校之力搜材料、订方案，煞有介事，一旦评选通过，则将“课程改革示范学校”的铜牌高高挂起，同时挂起的还有花了大气力制定的课程改革方案。改革方案之所以得不到实施，是因为改革方案本来就是为评选制定的，评选结束了，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甚至少数教育主管部门也将组织“课程改革示范学校”评比、颁发了牌匾当作政绩，写了总结、做了汇报之后便存封进档、束之高阁。

二是说做“两张皮”。说归说，做归做，这是人们对当前职教课程改革的总体评价。说到课程改革，许多学校要计划有计划，要方案有方案，要总结有总结，要台帐有台帐。可要是深入课堂，你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的说与做完完全全是“两张皮”：老瓶装老酒，新瓶里装的还是老酒。对此，一些职业学校的领导们并不讳言：编材料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要是真改革起来，很多现实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一是师资力量跟不上，教师们自己不具备博学的通才素质，且大多不懂得团队合作，无法教学生；二是现有的实习条件与课改要求相差甚远，短时间内无法改善达标；三是教师编不出实用的项目化的讲义，又离不开现有的教材，教学无“本”可循；四是与课改相配套的评价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跟不上。因此，如果真要彻底改革，学校的一切都将乱套。与其无序而行，不如光说不做，暂行缓兵之计，这是许多校长们无奈的选择。

三是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对于当前的职教课程改革，在看到表面繁荣的同时，更应重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各地职业院校目前虽然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课程改革，但大多处于盲动状态，普遍缺乏宏观指导和“顶层设计”，对职教课程改革缺乏全面正确的宏观认识，把改革当成局部改良，把改革当成简单改造，对职教课程改革的“革命性”认识不足。国内一名资深的职教研究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要搞好职教课程改革，首先要抓紧完成好改革的‘顶层设计’，确立科学的课程改革方法论，搭建好宏观架构，否则，缺乏科学指导，盲目无序的所谓课改搞得再多，也都是在做无用功，有的甚至会起反面作用，因为不正确的事做得越多，我们离课改的目标就会越远。”

四是失衡的评价成课程改革的错误指挥棒。正确的导向和评价有利于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科学进行，而评价标准一旦失衡，则后果不堪设想，其负面作用极其巨大。最近几年，全国掀起了校园出书热：中小学生忙于出长篇小说，普通中小学教师忙于出教考辅导书，职教教师忙于编专业教材，高校教师忙于利用网络和剪刀、浆糊编撰专业教材……何以如此？源于名利，根子却在评价标准失衡！国内一位知名社会学专家指出，当出书成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一种时尚时，当编教材成为衡量教师学术水平、衡量教师能否晋升职称的重要标准时……滥编“教材”就成了当今出版界和教育界的一种变态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省级以上重点职业院校平均每校有5~8人主编或参加过“教材”编写，平均每校教师出版“全国通用教材”或“全国重点教材”达4.5种以上，而其实际使用范围70%仅局限于本校或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院校。面对眼下越来越混乱的职教教材市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采取“封杀”政策。

上述瓶颈如不突破，课程改革便是一句空话；课程改革落实不到位，育人质量上不去，职业学校的尊严只能是一种奢谈。

内涵发展 不能只抓技能不重素质

“走内涵发展之路”“走质量兴校之路”，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它早已成为某些校长的口头禅。可要想真正地将其落到实处，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抓技能不重素质，这是当前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学校领导层抱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学校要生存，就要有名气。凭什么打名气？校长们抓得更多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所谓“拳头产品”。前几年，为了迎合家长的“普教热”心理，很多学校卯足了劲抓对口高考，几乎把职教当成了普教办，根本忘记了职教的办学宗旨。去年，我省对口高考的政策调整以后，许多学校又将目光转向了技能竞赛，尤其是省教育厅出台了技能竞赛获奖加分、获奖发高级工证书、获奖保送上高校等政策以后，许多学校更是不惜一切代价组织师生参加专业技能训练和竞赛，不惜牺牲大部分同学的实习权利，将大量的实训资源为少部分同学开技能“小灶”，甚至不惜采取各种不光彩的手段在竞赛中帮助参赛老师和参赛学生作弊。职业学校如此念经，是出台政策的领导不会想到的。结果是少数同学、教师获奖了，学校出名了，可是绝大多数同学的公平教育权利却受到了侵害，学校的总体育人质量出现了滑坡。如此做法，虽然可以造成一时的繁荣，但必然不会长久，对师资队伍建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同时也会大伤学校长远发展的“元气”。

近两年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顶岗实习安置率逐年攀升，但实习期过后的就业签约率却越来越低，这不仅与学生的技能素质不够过硬有关，更与学生的综合素质达不到企业要求有关。因为许多学生到了企业以后，往往是技能未及展示，就因为综合素质较差而被淘汰。这既是学生们的悲哀，也是中职教育的悲哀，更是中职教育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没有质量，何来地位？没有地位，谈何尊严？

校企合作 做好优质服务自会赢得尊严

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既是国外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几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要求，给出了量化指标，比如，学校与多少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开拓、巩固了多少家校外合作基地？校企合作中办了多少个企业冠名班？有多少家企业向学校捐赠了多少设备？等等。制定如此详细的指标，其出发点在于让政策的落实、评估的实施等变得可操作。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许多校长来说，这一系列“指标”像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为了完成这些指标，校长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利用自己个人的社会资源，与企业老总拉关系、套近乎，以求企业的资助；有些学校实在拉不到资助，便动起了弄虚作假的歪点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校老师往往依仗实习生的人力资源优势，动辄向企业开口伸手，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你越是主动伸手，企业越是不愿意奉献。校企合作开展艰难。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稍加分析。说到校企合作，《南方周末》曾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剖析了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工作。业内人士都知道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搞得好，但大多数人也许只知道这所学校有地处苏州工业园区、身陷外企包围的优势，却很少有人知道其校企合作成功的内在奥秘。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之初在企业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并不高，为了尽快打开校企合作的局面，学院研究制订了一条指导校企合作工作原则性口号：企业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把学院的办学理念定格在为企业服务上，要求教职工时时多想“我能为企业做些什么”，而不是总想着“我能从企业得到什么”！三星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开业之初急着要组织一期新进员工的PLC技术岗前培训，可公司没有合适的培训师，于是就找到学院请求援助。当时，PLC技术对于年轻的学院来说是新生事物，学院根本没有过硬的师资。本想婉转推辞，但看到企业经理非常急迫的样子，想起学院服务企业的办学宗旨，学院承接了培训，并用高价聘请了两名PLC工程师担任培训师，培训取得了圆满成功。当公司老总得知学院是特意外请教师专门为他们组织免费培训时，对这所陌生的学院肃然起敬，当即决定将公司当年所有的培训项目有偿地交给了学院。一年后，对学院服务非常满意的三星公司再次与学院签订了长期的培训合作协议。1995年至今，学院为三星公司进行的员工培训已达到12万人次。与此同时，学院也成了三星公司的人才培养供给基地。校企合作出现了“双向外包”的喜人局面，这一合作案例被三星公司全球总部评为当年“最成功的校企合作”，三星公司的中方总裁也因工作创新而被总部延期退休，续任５年。

另一个成功的情感合作案例发生在该学院与德国安通（太仓）公司之间。2004年安通公司同时接纳了8名沪宁知名高校的本科生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3名毕业生，一年以后，学院的3名学生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提升，步入公司的技术管理层队伍，而其他8人则无一例外地原地踏步。为此，安通公司再次一次性地从学院选走了32名大二实习生，集中送往德国总部进行专门培训，以期回国后委以重任。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远在国外的学生本应该回国办理毕业手续，但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更为了使企业免受停产损失，学院院长单强博士毅然飞赴德国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此举赢得了德企老总的高度赞赏，校企合作也因此获得了自然的延伸。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立足服务，一心为企业着想，是校企合作工作有效开展、扎实推进的法宝。它告诫我们：每一个职教人，与其无尊严地向企业乞讨，不如首先做好面向企业的各项服务工作。优质的服务既能使你顺利获得你所需要的利益，也会使你赢得企业的尊重，并由此获得社会的认同。

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