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黄埔厅礼堂，是当年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2016年12月12日，还是在黄埔厅礼堂，江苏省举行“南京不会忘记”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颁发仪式——感恩与铭记，献给79年前在国际安全区庇护中国25万难民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残暴行径的国际友人和义士！

　　6位国际友人获得沉甸甸的褒奖与敬意，他们的名字镌刻在人道主义义士的英名榜上永世传承。他们的后人远渡重洋来此替祖父辈接受来自中国的感恩与谢意，他们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紧紧拥抱在一起，安慰并致祝福，就像当年他们的祖父辈一样，发自肺腑、不分国界。

　　这是直面残暴时的无畏之举，这是不分国界爱的力量，这是人类黑暗史中伟大的人性光辉，更是点亮和平的正义之光。南京和中国人民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是为第二故乡、也是为人类正义服务”

　　1938年1月24日凌晨，日军铁蹄下的南京城一片死寂。发往上海的日本军列正准备出发。一位面色凝重的西方人出现在挤满了日本兵的火车站，他的大衣里秘密缝制着8盘16毫米胶片。这些胶片所记录的，是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辜难民的影像。

　　这些胶片最终被公之于众，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这个西方人，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奇。他凭借自己的努力拯救了许多难民的生命，并在1946年作为目击证人，出席了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战犯的审判。

　　2016年12月12日，乔治·费奇的儿子罗伯特·费奇来到南京，替父亲接受了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这枚珍贵的纪念章由镀金和珐琅工艺交织铸成，虔诚地装进花梨木盒，满满的中式元素，这是中国人表达谢意最隆重的方式。手捧它的罗伯特·费奇明白这里面的中国情谊，他说：“父亲出生于苏州，1936年应邀成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父亲热爱中国人民，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我和我的哥哥以及母亲一起迁居南京。当日本军队威胁攻占南京城，我们被迫回到美国，但我的父亲留了下来。他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当时的安全区已经笼罩在日军控制的阴影之下。”

　　“之后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世人皆知。”罗伯特·费奇表情肃穆地说，“在当时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的情况下，面对着各种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残酷暴行，为何我的父亲毅然坚守在那里？”这样的疑问，是千万人对于当年南京安全区不愿撤离的国际友人的疑问。

　　罗伯特·费奇说，父亲曾亲口回答他的疑问：“我生于中国，半生服务又在中国，中国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怎么能看着深爱的这片家园惨遭践踏？所以决然选择留下，竭尽全力去帮助手无寸铁的难民。我为中国服务、同时也是在为人类正义和平服务。”

　　“当朋友有危险，不应把他丢在一边”

　　1937年11月，原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参与救助南京受难者。南京沦陷后，拉贝住所收留和保护了600多名中国难民，他的居所小粉桥1号成为了当年“恐怖地狱”里“爱的花园”。拉贝还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成为控诉日军罪行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昨天替祖父接受了这枚珍贵的和平纪念章。他用手摩挲着纪念章，无比珍视，“我很崇拜我的祖父，因为当时很危险，这样的危险是威胁生命的危险，但是我祖父不畏惧，而且他还生病了。但我的祖父很勇敢，他不仅帮助难民，还坚持发表了他的日记。我小时候也问父亲，祖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父亲说，祖父这样回答——如果你的朋友有危险，你就不应该把他丢在一边。”

　　托马斯·拉贝说：“我们家族亲眼看着中国的变化与发展，中国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人也将越来越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声“谢谢”，一直都在心里说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昨天也参加了江苏省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颁发仪式，在播放纪录短片《南京不会忘记》时，记者注意到老人几次掩面，仿佛79年前的那个惨剧就在她的眼前。

　　“我家原来有九口人，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大姐二姐、我和两个妹妹。当年我家和舅舅家一起住在南京市新路口5号。日本人进城前，舅舅一家逃到了南京安全区，我们家没走。1937年12月13日，一批日本兵来到我家，杀害了我家七口人。那时我八岁，也被日本兵戳了三刀，昏死过去。四岁的妹妹躲在被子里，没被发现。我和妹妹在亲人的尸体旁生活了两个多星期，饿了就吃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水喝。”87岁的夏淑琴回忆说。她的诉说，也让现场国际友人的后代唏嘘动容。

　　夏淑琴与原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的女儿伊丽莎白·希辛紧紧拥抱在一起。伊丽莎白·希辛安慰她“不要难过”，也夸赞她“乐观坚强”。夏淑琴老人则连声说：“谢谢！谢谢你的父亲，谢谢和像你父亲一样了不起的好人，当年救助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忘记，这谢谢，我每一年心里都在说。我们的家人也不会忘记！今后我的后代也会说。”

　　“1938年1月，舅舅找到了我和妹妹，把我们带到了安全区。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救助，活了下来。美国牧师马吉听说后，赶到我们家做了拍摄。正是他拍的影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的悲惨经历。” 夏淑琴老人说。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一架16毫米摄影机秘密拍摄日军屠杀后的现场，以及受害人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救治的场面，这是十分珍贵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补充说。

　　“传播这段历史，我们义不容辞”

　　理查德·布莱笛是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难民救治工作，为市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9年前，史蒂芬·布莱笛一家9口曾来到南京，参观了祖父曾经工作的鼓楼医院。“当时的感触非常深刻！我很荣幸今天能够代表祖父接受这枚紫金草纪念章！”史蒂芬·布莱笛说。

　　“祖父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面对记者的提问，史蒂芬·布莱笛说，“祖父没有告诉我的父亲，父亲也没有告诉我。但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祖父一定是在做他觉得自然而然的事情——爱。就好像我爱我孩子，爱，不需要理由。”

　　记者问他：“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知晓度高吗？”面对这个问题，史蒂芬·布莱笛表示，“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这段历史应该达到的知晓度。南京大屠杀档案2015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我的许多朋友，正在美国做记录和传播这段历史的工作，我觉得这是该告诉全世界人民的事情。”

　　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认为，铭记和传播这段历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79年前，他们的祖父辈跨越国界，为了人类正义与良知护佑中国民众；79年后，他们用心与行动，传播着捍卫和平的声音。这正如国际和平纪念章上象征和平、在春天绽放的紫金草，生生不息、世代生长。

本报记者 沈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