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的父亲是谁？说的竟是清末“戊戌变法”的倡导者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稍微学一些历史的人都知道“康梁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谁也不能否认梁启超堪称中国近代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的遗留下来的1400多万字著作为证。

    然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把自己忧国忧民、匡国济时的理念注入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九个孩子个个成才，人们盛赞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三院士指的是长子古建筑家梁思成和二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两兄弟同时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是新中国中科院院士。其他的六个子女中：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衡馆词选》、三子梁思忠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任校官，曾参与淞沪抗战；二女梁思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梁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曾是燕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燕京三杰”之一，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工作。

　　中国民间当看到一个家庭中有的成“龙”、有的成“虫”时，总会慨叹真是“十男九样”“十个手指不一样长短”，大有无可奈何之感！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在性格、兴趣爱好等各方面确实也各不相同，但为什么梁启超却能使九个儿女在各自的领域中成就了事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呢？我看到记者李满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子三院士”的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里，说得最多的竟是这件事！》，其中写到梁启超现存的400多封家书里，记载着他和孩子们生活的点滴，也记载了他对孩子们的殷殷期望。让人意外的是，梁启超这个做父亲的，在信里大部分时候，竟是在“表达爱”！这引发了我诸多感触。

    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取了昵称。称大女儿为"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给三女儿取了"司马懿"的爱称；小儿子的代号为"老白鼻"；对二女儿梁思庄，他在信中则肉麻地称她为“小宝贝庄庄”…… 这些昵称无疑让孩子感受到了父亲的爱，产生了亲近感，拉近了距离。

　　梁启超不是用说教，而常常是倾诉对孩子的思念之情：“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用情把亲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梁启超不是板着面孔居高临下提要求，而是把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与要求与情结合在一起。他在一封给长子梁思成的信里诉完思念后，笔锋一转说： “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这样，让孩子感受到父亲是在为他着想，而不是额外的过高要求，大有心心相印之感，就容易心往一处想，往一个方向奔。

　　梁启超不是简单的施爱，而是用小爱把孩子引向大爱。他关心孩子的身体，更关心孩子的品格。他给每个孩子都说：“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他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少年中国说》，主张“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他用这样的理念融入到家庭教育中，所以尽管孩子们在国外读了哈佛大学等名校，还是回国为国为民效力。

　　现在我们有不少家长羞于对孩子提“爱”，总认为“爱”要在心里，不能表露出来，否则孩子会“嘚瑟”了。更有的家长吝啬这个“爱”字，非要把“爱”用“恨”的形式表达出来，“恨铁不成钢”，骂在嘴里，打在手上，情愿痛在心里。认为“不打不成器”，只有这样“严教”，才可能“棒头上出孝子”。殊不知这样的结果是让孩子不理解你，让亲子间形成隔阂，甚至产生恨。我们常可以在孩子中听到这样的话，“他根本不管我”“我好像不是他养的”。设想一下，这样的亲子关系，教育能有效果吗？

　　所以，我们不妨学学梁启超，舍得把“爱”表达出来，让孩子了解你对他的爱，体会到你对他的爱，理解你的爱。《诗经》中有首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付出的爱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我想，爱的火花一定会迸发出奇迹，亲子心灵一定会形成默契，亲子的愿景一定会在浓浓的爱中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