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公网安备 32010602010084号,
邱学华，1935年生，江苏常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曾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师范学校校长。现任常州大学尝试教育科学研究院特聘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鲁东大学兼职教授，山东杜郎口中学、香港优才书院教育顾问。特级教师、荣誉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尝试教学法创立者，相关研究成果荣获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编著图书300多本，在国内外发表文章700多篇。主要专著有《尝试教学法》《尝试教学论》《尝试教学策略》《邱学华教育文集》《邱学华怎样教小学数学》《儿童学习数学的奥秘》《中国小学数学四十年》《解应用题的钥匙》等。
我16岁当老师，那时候虽然什么都教，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教算术，于是就教了5年的小学算术。后来上大学，我开始研究小学数学教育。当时大学里有教育科研小组，我就加入了，然后自己做小学数学教具，还编写了小学数学教材。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我们教育系组织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和学生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去搞教学改革，我也去了，所以事实上，我应该算是提前毕业了。毕业后我还是教小学数学，到了文革的时候，我下乡当了中学数学老师，文革结束后回到家乡，就在常州师范学校教小学数学教学法，后来当了校长，我还是继续研究小学数学教学法。
我这一生虽然工作在变动，但是有一样没变，那就是我一直都在搞小学数学。对于小学数学，我从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了，一路走来，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像尝试教学法，它也是从小学数学开始的，尝试追求小学数学教学的理想方法，后来慢慢发展到了中学，又从中学发展到了职业学校。
一、 尝试教学研究
从我16岁开始当农村小学代课教师算起，到现在已经70年了。在我从教70年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行了尝试教学的研究。“尝试教学”前后整整搞了50年，可以这样说，我这一生都行进在“尝试”的路上，和“尝试”有着不解之缘。实际上，从提出“尝试教学”这个概念到形成关于尝试教学的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 尝试教学研究的历程
五年的农村小学教师生涯，让我热爱教育事业，喜欢孩子，同时也让我有了很多困惑：为什么老师教得辛苦而得不到好的效果？为什么同一个老师教同一个班级，而学生成绩有差异？能不能找到使所有学生都能学好的理想方法……当时我只是一个高中才读了半年的辍学生，没法解决这些困惑，于是我决定报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是农村中心小学的校长，所以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到了1956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向往已久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
我是带着问题进入大学的，就好像一头饿牛闯入了牧场，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每天早早起来读外语，从来不午睡，总是一吃完午饭就到教室去啃书，晚上就泡在图书馆。几年时间，我阅读了图书馆里大部分小学教育方面的藏书，也读了很多世界教育名著。从教育理论著作中，我发现，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思想虽然各有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相信学生，要让学生主动学习”。这个思想就成为我后来从事尝试教学研究的主导思想。
196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了母校任教。按照我的特长，教小学算术教学法。从农村小学教师成为一所重点师范大学的教师，我上大学非但没花一分钱，还拿工资，那会儿，我就立志要为建设中国的教育理论发奋工作。
5年的小学教师生涯给我打下了教育实践基础，4年的大学教育系学习又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都为我从事尝试教学研究做好了准备。
当了大学老师之后，在我面前有两条研究的道路：一条是关起门来专心搞研究，通过广泛收集资料，汇集各方面的观点，再作理论上的分析，就能写出论文和专著，这种办法既省力又容易出成果；还有一条就是深入一线中小学，搞教育实验和调查研究，再从大量的教学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然而教育实验周期长，又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所以往往既费时费力又难出成果。但是我觉得第一条路大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理论分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第二条路虽然艰苦，但搞的是自己创造的东西，而且能够产生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从古至今的大教育家，哪一个不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他们各自的教育思想呢？于是，我毅然决定走出大学校园，深入教学第一线搞教育实验。
后来，我主动向教育系领导请求到师大附小搞教育实验研究，为了工作方便还兼任副教导主任。既然决心已下，我就把铺盖搬到附小教师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工作。我一边在大学上课，一边在附小搞实验。由于大学上课不多，每周大概４个课时，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附小，以至于很多人弄不清我是大学老师还是附小的老师。
我当小学老师时遇到的困惑：“老师教得辛苦，为什么得不到好效果？”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后来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先讲后练、先教后学”的教学模式上，老师讲，学生听，老师问，学生答，学生始终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开刀，能否反其道而行之：把“先讲后练、先教后学”改成“先练后讲、先学后教”，“让学生先做题，然后老师再讲”。这种“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办法其实就是尝试教学法的雏形。后来，我和附小老师一起搞实验，发现这种方法效果好，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习的成绩也上升了。但是那时候政治运动不断，无法搞系统的教学实验，后来因为“文革”中断了。
“文革”的时候，我的家庭情况也有了变化。原来我妻子在常州当小学老师，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她被迫带着我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下放到农村去了。为了照顾家庭，我决定离开上海，主动要求调到江苏溧阳县的农村。到了溧阳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当时校长问我：“你从大学来的，教什么学科呢？”我说：“教数学吧。”其实我心里明白，教中学数学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我的数学知识只有初中水平，而且很多年不用，大部分都已经忘了。于是，我就一边自学，一边教。先自学例题，看懂了再认真做练习题。做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不好意思问别的老师，想着大学老师连中学数学书上的题目都不会做，岂不成了笑话？这样逼着自己思考，查一些参考书，直到弄明白为止。有了这样的亲身体会，我就知道学生学的时候难在哪里，怎样去突破难点。后来学生们反映邱老师上课听得懂，学得会，他们都喜欢上我的数学课。
后来我想，用这种方法自己都学会了，为什么不把这种自学的方法教给学生呢？让学生先自学例题，再做尝试题，遇到困难再听我讲解。这就是“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尝试教学模式的雏形。结果，我教的班级数学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所以说，我亲自进行教学实践，这种亲身的体验为我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尝试教学法实验研究做好了准备。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我们全家回到了家乡常州。我被分配到常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后划归常州师范学校），负责小学数学教师的培训，于是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小学数学教学研究班”，培训数学教研员和骨干教师，这为我开展教育实验创造了条件。
这个时候，“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新教法重新在我头脑中浮现。1980年，我决定进行系统的教学实验，用科学的教育实验方法验证我的设想。改革的步子太大了，刚开始大部分教师都不能接受，不敢实验。我找到小学数学教学研究班的学员、劳动中路小学徐老师，他一口就答应了，后来我就在他教的四年级数学课上开始实验。我制订了教学实验方案，大家共同上课，他上课我听，我上课他听。一年后，实验班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
在一次“三步应用题”测试中，学生自学课本后做尝试题的正确率，实验班达到88.2％，而普通班只有54％。期末考试成绩，实验班96.5分，而普通班只有80.6分。在其他学校，实验班也取得了同样的教学效果。我的实验取得了成功，它证明：“先练后讲”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原来大胆的设想成为了现实。
那会儿，我有一个琢磨了很久的问题，就是为这个新教法起什么名字呢？曾经想过叫“五步教学法”“探究教学法”“引导发现教学法”“先练后讲法”，等等，但是都不理想。有一天早上，我在骑车上班的路上，空气新鲜，心情也很舒畅，忽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尝试教学法”这个名字。“尝试”两个字在中国通俗易懂，而且能够揭示这一新教法的本质特征，同时又能够区别于其他的教学法。学生先练是带有尝试性质的，老师先不讲，先让学生试一试，学生可能做对，也可能做错。所以，我觉得用“尝试”比较贴切，比“发现”“探究”更契合学生的实际。
后来，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修改写成了论文《尝试教学法的实践和研究》，并在《福建教育》1982年第11期上发表。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在国内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新观点震动了大家。各地教育杂志相继转载，各地老师也纷纷开展实验，全国掀起了一股尝试教学的热潮。
然而，正当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意想不到的打击来了。1983年，在西安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小学数学教学研讨会上，一位小学数学教育界的权威人士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说：“不要提这个法，那个法，小学生还能自学？”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就是尝试教学法。在教育杂志社编辑的座谈会上，他更露骨地指着《福建教育》杂志社编辑说：“你们《福建教育》不要乱发表文章，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这顶大帽子真够厉害的。
后来这位权威人士的话被当成“西安会议精神”传达，一时间尝试教学法受批判的消息也传遍了全国，各地的实验纷纷下马，有些教育杂志也不敢发表尝试教学实验的文章了。江苏情况更糟，一位参加西安会议的江苏代表，在江苏各地传达西安会议精神，宣称“小学生不能搞自学，尝试教学法是错误的”。于是，江苏大部分学校的实验都下马了。在常州，原来反对尝试教学法实验的人就找到了“理论依据”，他们说，“邱学华想创造新教法，异想天开”“邱学华犯错误了……”当时，我只是师范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面对内外夹攻这么大的压力，我并没有胆怯，只是担心实验会夭折，“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教学理念会落空。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江苏省教育厅和常州市教育局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排除干扰，支持我的实验研究。1984年，我被任命为常州师范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同年底被授予“特级教师”称号，又被选为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事实证明，邱学华没有犯错误。《福建教育》杂志也顶住了压力，继续报道尝试教学法实验研究，连续发表我写的《再谈尝试教学法》《三谈尝试教学法》等文章。
1985年4月，由24个单位联合发起，在常州市举行全国协作区第一届尝试教学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4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尝试教学研究活动，也受到了教育媒体的关注，《中国教育报》《福建教育》《江苏教育》《湖南教育》等十几家教育报社都派记者到会采访报道。后来，《中国教育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记者张玉文采写的新闻稿，标题是“常州等地开展小学数学尝试教学法的实验——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减轻学生课后作业负担”。这篇报道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再加上教育理论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刘佛年教授、李伯棠教授、华中师大姜乐仁教授、河南大学陈梓北教授、上海市教研室特级教师顾汝佐先生等都撰文从理论上阐明，学生在尝试中学习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尝试教学法终于顶住了权威人士的压力，走出了困境，继续向前发展。
我国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李伯棠教授首先提出尝试教学法同样可以在语文教学中运用。浙江省绍兴市语文特级教师周一贯先生在绍兴县许多学校开展了语文尝试教学法的实验并且取得了成功，全国有很多学校都开展了把尝试教学法应用到常识、音体美等学科的实验。很多中学也自发地开展了尝试教学法实验。尝试教学法慢慢从小学数学学科拓展到了中小学各科，成为了普适性很强的通用教学法。
按理说，尝试教学研究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广大教师迫切需要更具体的操作方法，所以理论上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光靠写几篇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专著——《尝试教学法》。但是当时我的工作特别繁忙，既要当校长，又要搞研究，还要到全国各地推广尝试教学法，我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写作。白天利用一点空闲时间思考问题，打打腹稿，晚上抓紧写作。对我来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就这样，前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这本著作，后来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回答了“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的命题，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如何在小学数学、语文、常识以及中学数学教学中运用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模式。我国著名教育家、我的导师刘佛年教授和日本国立横滨大学片桐重男教授为这本书题词，书出版后也受到老师们的热烈欢迎，几年里再版重印数次，总印数达10万多册，这在教育理论著作中是很少见的。1989年，举行全国首届教育理论著作评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参加评选的都是一些著名教育理论家撰写的著作，结果仅评选出49本书获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出乎我意料的是，《尝试教学法》竟然获得了这项荣誉。
1992年，举行第六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的时候，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专门发来了贺电：“尝试教学法在十年来的实验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小学各学科的教学中，并且实验分布在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促进了我国各地教法改革的广泛开展。”
尝试教学实验研究发展迅猛，很多市、县都在大面积推广，他们也邀请我去指导，但是师范校长行政事务太多，我家住在常州城区最西边，而学校在最东边，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往返都要两个小时，慢慢地，时间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是继续当校长还是辞去校长工作专门搞研究？思来想去，我又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辞去校长职务，集中精力深入搞尝试教学研究。当时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这么干，“有官不当，有权不要，是傻子”“尝试教学法已经大功告成，见好就收吧”。但是那会儿我就想着，个人当不当官是小事，两亿多中小学生需要新教法这才是大事。所以下定决心之后，我就向上级提出了辞职请求。1988年，我正式调离常州师范，到常州市教科所当了一名普通研究人员。后来常州市委组织部把我作为了知识分子能官能民、能上能下的典型。
在教科所做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为我换来了宝贵的时间。在师范当校长，搞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吃了苦还要被别人说“不务正业”。到了教科所以后，搞研究是我的正业，我可以正大光明全身心地投入，所以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教育局和教科所领导也非常关心照顾我，一般不布置其他任务给我，让我集中精力搞尝试教学研究。从1988年到教科所，到1996年退休，这段时间是尝试教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当然，工作千头万绪，特别繁忙，真的是比在学校当校长还忙，不过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没有任何人逼我，所以再苦再累心里也是欢畅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又有了新的思考：“为什么尝试教学法在中小学各科都呈现积极的势头，是否证明了一种教育规律在起作用？”尝试教学法是从小学数学教学中开始实验的，后来发展到了语文、常识等学科；又从小学发展到了中学、大学；又从普教发展到了幼教、特教和职教。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似乎凸显了一种教育规律。于是，我就萌发出了把尝试教学法升华到尝试教学理论的设想，提出了“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后来也得到了国家教委和中央教科所的支持，经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核批准，这个课题列入了“八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事实上，我们知道，构建教学理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后来经过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育研究会的批准，我成立了“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把全国各地有志于进行尝试教学研究的同志都凝聚起来，在各地建立了实验学校。我以实验基地学校为依托，组织106个子课题配合，我的研究重点也慢慢转向了理论层面。后来，经过5年的研究，我终于写成了“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主题报告，106个子课题也都写出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汇编在一起，形成了近60万字的论文集——《尝试·成功·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10月，在湖北省十堰市举行了第八届全国协作区尝试教学学术年会，同时也举行了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专家鉴定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金宝成主任主持并委派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查有梁研究员为首的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组听了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的发言，又听了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观摩课，然后再审阅课题的研究主报告。他们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组鉴定意见中有三条主要结论：一是尝试教学理论主要是在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升华出来的现代教学理论；二是尝试教学从实践到理论已历经15年的实践检验，尝试教学法普适性强，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值得推广；三是这一课题的成果为基础教育的学科教学改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新尝试。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通过专家鉴定，这标志着尝试教学法已经上升到尝试教学理论。这项研究成果在1999年荣获了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按政策讲，我是可以延长到65岁退休的，但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1996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我在尝试教学研究上又开始了新的征途。“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课题虽然已经结题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而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教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检验、不断提高、不断完善，同时还要加强理论建设，必须要有厚实的理论基础。退休之后，我更知道时间的宝贵，于是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加快了尝试教学研究的步伐。
1998年，我开始着手编写《尝试教学理论丛书》，一套8本，有理论建设的、有中小学各学科具体应用的、也有幼教和职教具体应用的。这套丛书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没有助手，只能一个人工作，从编写、打印，到校对、发行，样样都干。几乎是每年出一本，直到2009年才全部完成。这8本书，总字数达200多万字，花费了10年时间，没有一定的意志力是难以完成的。这套丛书中最主要的一本是《尝论教学论》，近50万字。这本书从理论实质特征、历史源流、理论依据、操作模式，到中小学各学科运用，都比较完整地提出尝试教学理论的框架和实际应用。
“先让学生试一试”，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且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精神。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拓展空间，而且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
1998年10月，我在湖南省张家界市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作了“尝试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的主题报告，提出了把尝试教学法的推广同素质教育的实施结合起来。后来论文发表在《湖南教育》1997年第10期。
2000年10月，在山东济南市举行的第十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在尝试中创新”的主题报告，把尝试教学与创新教育结合起来，完整地提出了“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的新观点。后来论文《尝试中创新》发表在《福建教育》2000年第10期，又在《中国教育报》开辟了“邱学华谈尝试与创新”专栏，连载了６篇文章。
2002年10月，在广州市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尝试教学与新课改”的主题报告，把尝试教学理论同实施新课改结合起来。后来论文《尝试学习与新课程改革》发表在《福建教育》2002年第11期。
200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尝试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的主题报告，提出大尝试的构想，尝试思想不仅可以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而且可以运用到学校管理、班主任工作、团队工作、课外活动、家庭教育中，构建尝试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后来论文《请不要告诉我，让我试一试》发表在《人民教育》2011年第13—14期。
2012年10月，在四川省宜宾市举行的第十六届全国尝试教学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尝试教育理论研究与发展”的主题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用尝试教育思想指导课堂教学，跳出智育看课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重点研究把尝试教育思想应用到德育中。后来出版了论文集《尝试教育研究》（2012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 尝试教学理论
我对尝试教学的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用了近20年的时间酝酿思考和实践探索，再用30多年的时间进行系统的教学实验，不断摸索、提高并进行理论概括，直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尝试教学理论。在长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形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学生能在尝试中学习，学生能在尝试中成功。根据这个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尝试教学理论体系。这一教学理论的架构为：以“先让学生试一试”为指导思想；以“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成功能创新”为理论核心；以中华教育思想的精华为理论支撑；以“先练后讲、先学后教”为操作模式；以全国范围3000万学生为实验基础；以长达30年的教学实验为实践检验。
“尝试”两个字是很普通的字眼，但是却蕴含着博大精深、不可估量的内涵、教育价值和深刻的哲理。实际上，尝试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精神。那么，尝试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把尝试思想引进教学活动中来？为什么不用“尝试”的办法教学生呢？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去探究尝试教学的实质。
怎样用“尝试”的办法上课呢？不就是“先让学生试一试”吗？把本堂课要教的内容，先让学生试一试、练一练，学生才知道哪里已经会了，哪里还不懂，然后再听教师讲解。这不就是学生学习的本来面目吗？因此，尝试教学的实质可以表述为：让学生在尝试中学习，在尝试中成功。
实际上，学校教育中的尝试是一种特殊的尝试活动，它既是尝试活动，又是教育教学活动。这种尝试活动通常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通过学生的尝试活动达到学校教育中的一定目标，尝试问题非常明确；第二个特点是学生是在班级授课制环境下的尝试，有老师的指导和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它是一种有指导的尝试；第三个特点是尝试形式主要是解决老师根据教育教学的目标所提出的尝试问题，任务比较明确和单一，又可以发挥教科书的示范作用，能够使学生的尝试争取成功。因此，我们所提的尝试，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在“尝试错误说”中所提的尝试是有区别的。桑代克的理论是从动物实验中的尝试引出来的，这是一种盲目尝试，而对人的学习来说，我主张“尝试成功说”，由于人的尝试学习，可以发挥旧知识的迁移作用，老师的指导作用，学生之间的互补作用，还有教科书的示范作用，所以说，学生的尝试活动能够争取成功。
另外，尝试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特征，归纳成两句话就是：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先学生尝试练习，后老师指导讲解。从“先讲后练”到“先练后讲”，从“先教后学”到“先学后教”，会引起教学过程中的深刻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学生的地位变了，从被动地位转化为主体地位；第二，教师的角色变了，从主宰者转化为引导者；第三，课本的作用变了，从习题集转化为自学本；第四，学生之间的关系变了，从各听各的转化为合作交流。虽然只是前后位置的变动，但是这样恰恰引起了课堂教学一系列的根本变化。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根据各种不同教学情况变化的要求，尝试教学形成了一套操作模式体系，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基本模式，它是适用于一般情况的常用模式。分七步进行：准备练习→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学生讨论→教师讲解→第二次尝试练习。第二类是灵活模式，这种模式是灵活应用基本模式的变式。包括：增添式（增加一步、两步）；结合式（把自学课本与尝试练习结合起来、把学生讨论与教师讲解结合起来）；调换式（自学课本和尝试练习调换）；超前预习式（把前面三步：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放在课前预习进行）。第三类是整合模式，这种模式是把尝试教学模式同其他教学模式整合。我向来主张提倡一种教学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另外一种教学法，它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相互融洽，综合应用。实际上，一堂课不可能只用一种教学方法，而应该是“一法为主，多法配合”。
采用“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尝试教学，大胆让学生去尝试练习，在尝试中学习，在尝试中成功，这样可以从小培养学生“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步形成一种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精神。所以说，学生用尝试的精神和自学的方法，自己去获得知识、解决问题，这种尝试学习的方式和学生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方式是一致的。在学校里采用尝试教学，实际上已经是在模拟一种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方式，这样对学生的终身学习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数学教育的奥秘
从教70年来，谈到我对数学教育有什么主张？有什么理念？我就对自己的数学教育理念做一个总结，其实就是怎么样使老师教好数学，使学生学好数学。我把它称之为“奥秘”。那么邱学华的奥秘是什么？搞数学教育的奥秘又是什么？我总结为下面五条。
（一） 首先要使学生喜欢学数学
第一条，要想学生学好数学，首先要使学生喜欢学数学。很多年轻老师经常问我：“数学老师怎么样才算成功呢？”通常我的回答都是：“如果全班学生都喜欢上你的课，那么你就成功了；如果学生都讨厌上数学课，甚至见了你就头疼，那么你肯定就失败了。”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外国数学教育家曾经说过：“数学教师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把学生都教得讨厌数学。”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数学老师最大的失败为什么不是把学生教得都考零分呢？事实上，考零分意味着还有挽回的可能，换一位老师教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学生讨厌数学了，他看到数学书就头疼，看到数学符号就害怕，后面还怎么继续学习中学数学和高等数学呢！这就相当于害了孩子的一生，孩子讨厌数学，这种心理上的阴影是很难消除的。
实际上，心理学家早就做过一些研究，像“学习兴趣与学习成绩相关性”的实验研究，结果就是学生兴趣最高的那门学科成绩最好，而学生最讨厌的那门学科成绩最差。通常来说，学生在心情愉快、精神放松的状态下学习，能够比较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他们的潜能也可以得到充分地开发。很多大学问家的名言也证明了这一点，像爱因斯坦曾经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也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所以根据这个思想，我就主张老师的课要上得活跃，不要板起面孔来上课，不要老去批评学生，骂学生，越骂越糟糕。我和老师们讲，你们一定要让学生喜欢数学，一定要想点办法，怎样才能使学生喜欢。其中有一个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当时想了一个办法，通过“一日一题”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什么叫“一日一题”呢？就是每天在学生进学校以前，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一道题，这道题是有点难度的，然后看哪个学生先进学校，把这道题解出来交给老师，如果做对了就有奖励，奖励什么呢？——书签一张。因为小朋友本身就喜欢游戏，为了得到老师那张书签，他们就会早起去学校解题，于是在学校门口排队进校的学生主要就是他带的那个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活动，把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所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是第一步。
还有一个方法是培养学生的成就感。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虽然那会儿很年轻，但我也是有点办法的。我先看学生做得怎么样，如果空在那里，或者不及格，我先不批改，我会还给他，然后和他说：“你试卷里边还有点问题，再去改一改”，学生马上就去改，改了以后我再打分。所以我教的班级没有不及格的，我不想让孩子产生一种失败的心理。有一个现象是，有很多学校经常换老师，换了老师以后，新老师往往要给学生考试，非要考到大家都不及格，好像这样显得他很有本事，把很差的学生都能教好。事实上，他错了，我也教过成绩很差的班，我也考试，但是我把考试题目出得很容易，像三年级、四年级，我就考二年级的题目，结果一考下来，大家成绩都很好，于是我就跟学生讲：“别人都说你们成绩不好，但是你们自己看看，你们考得分数都很高”，所以学生就特别高兴，后面学习数学就更有信心了。
后来，我又想还有什么方法能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呢？然后就想到了给学生看课外读物。我出过300多本书，其中有100多本是给儿童看的。我最早的一本书叫《解应用题的钥匙》，书里面主要讲的是解题思路，再配上图画的方法，本来孩子们害怕解应用题，但是看了这本书以后，都非常喜欢，也就不那么讨厌解应用题了。后来上海教育出版社约我写一套书，叫《数学信箱》，其实和那本书是一个类别，那本书是讲应用题怎么解答，而这一本书是讲分数怎么解答，这套书后来影响很大。有一年我收到一封信，是美国旧金山一个孩子写来的，他是我那套书的一个小读者，在广东读的小学，读小学的时候他就看我这套书，然后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成绩也直线上升，后来随父母移民到美国，读了中学，数学成绩也一直非常好，有一次他代表学校去参加旧金山的一个数学竞赛，还得了第一名。他的信写得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今天数学那么好，首先要感谢祖国，因为祖国把我的小学数学基础打好了，还有就是要感谢邱老师，你的书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所以说，我的数学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那就是要把数学教活，要把数学教得有趣，要让孩子喜欢学数学。怎样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外在方面，老师们可以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比如说，在课堂教学设计中恰当地采用一些方法，像愉快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游戏教学法以及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尤其重要的是要多采用赞赏、激励的办法，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往往老师一句激励的话，一个赞赏的眼光，都能让学生获得一种自信心和成就感。但是现在有些评课专家把这些做法说成是“廉价的表扬”“助长孩子骄傲自满”，可是他们不反过来想想，他自己也是爱听表扬的，领导表扬他一次，他可三天睡不着觉呢！还有从内在方面来讲，主要是依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学生，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比如说，在练习设计中，老师可以配合课本尽可能采用一些趣味题、游戏题、智力题和思考题等题型，让学生在“练中生趣”。这样发生的兴趣，使学习数学成为学生自身的需要，从而也能够持久下去。
除了强调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愉快地学习，还要重视培养学生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实际上，我们知道学习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不可能事事都愉快，有时候难免枯燥乏味，甚至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克制力和意志力。这种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现在经常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但是这绝对不是刻苦学习造成的。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再要往前进一步、再去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必须要脚踏实地、刻苦钻研，我们需要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
（二） 打好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
第二条，打好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这是我搞数学70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现在我们的数学教育花样太多，一会儿一个新理念，一会儿一个新东西，我认为真正答到点子上的，还是打好基础。所以我叫“双基派”——一是要加强基础知识教育，二是要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很多人都没有抓住数学教育的本质——其实数学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基础的工具科学，如果学生的知识不熟练，基础不牢固，光讲那些名词是不行的。
实际上，小学是长身体、长知识和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奠基时期，学生学习数学的主要任务是掌握人类长期积累又经过不断提炼的最基本的一些数学知识。所以对小学生来说，打好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讨论“双基”教学问题的出发点。现在有些人不赞成提加强“双基”，他们担心会阻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从哪里来？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从老师嘴巴里讲出来的，而是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在解题过程中获得的，学生只有在练的过程中才会去思考，不练根本不会去想。
其实，早在40年前，中国数学教育界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和解决“加强‘双基’”和“发展思维”的关系问题了。“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提出，90年代慢慢完善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言简意赅，特别是“同时”两个字用得好，它把“双基”教学和能力智力的关系以及解决的办法都说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时的数学教育质量和数学教学研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也是用中国人的智慧解决了国际数学教育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张奠宙先生曾经提出：“在良好的数学基础上谋求学生的数学发展。”用这句话来概括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我是十分赞同的。这句话和八九十年代提出的“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一脉相承，而且更贴近数学教育的实际，也更加简练，它把“基础”与“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引起中国数学教育界的高度重视。有些人把应试教育造成的“题海战术”“机械训练”的罪名强加到“双基”教学的头上，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加强“双基”需要必要的重复，也需要多做题目。我在从事小学数学教学与研究70年的经历中认识到，小学生必须经过一定量的练习才能掌握数学基础知识，“不练或少练就能掌握”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把“必要重复”与“机械训练”区分开来，把“多做题目”与“题海战术”区分开来。其实关键就在于一个“度”，多少练习量才是适宜的、科学的，这正是我们需要调查和研究的课题。
有人认为数学“双基”教学不是中国数学教育的优良传统，重视“双基”是从苏联学来的，因为苏联的《数学教学大纲》中有“基础知识和技能技巧”的提法，而当时中国的数学教学大纲是参照苏联的。在这里必须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数学“双基”本身，一个是数学“双基”教学。数学“双基”本身是指数学基本知识和数学基本技能，它是属于知识概念，这样的提法不仅苏联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数学课程标准中都有。而数学“双基”教学是一个特定的教育概念，它不但包含着“双基”的各自教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处理“双基”教学的关系问题，如何达到“双基”之间的互相促进与互相提高，如何通过加强“双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面既有教学方法的问题也有教育思想的问题。这是中国老师的创造，凝聚了千千万万数学老师以及数学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劳动和智慧，所以说，它并非是舶来品。
新中国成立后，数学“双基”教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是亲身经历并参与的。上世纪50年代主要强调加强基础知识教学，注意讲清概念，注意直观教学，注意复习巩固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使儿童获得牢固的、深刻的算术科学知识而努力。”但是后来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单单是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强调讲清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基本能力的训练，知识才能巩固和熟练掌握。1960年，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小学对小学算术教法进行了全面改革，提出了“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上海等地首先提出了“加强‘双基’教学”，他们认为基本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基本技能训练应该以掌握基础知识为前提，基本技能训练又能促使基础知识的加深和巩固。我在1962年写成的论文《试谈算术教学中的基本训练的问题》（后发表在《上海教育》上）提出了五方面的基本技能训练：计算技能的训练，运用计算工具技能的训练，计量、测量和绘图技能的训练，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良好作业习惯和学习方法的训练。
“文革”结束后，教育上的“拨乱反正”让我们认识到上世纪60年代提出“加强双基”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同时，根据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需求，又提出了发展智力的要求。后面逐步完善，又完整地提出“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发展智力。”“文革”后大纲虽然几经修改（1978年、1986年、1992年），但是加强“双基”教学这个教学思想却没有大的变动，基本上稳定了20多年。这段时期，由于大纲、教材相对稳定，出现了十多种风格各异的教材和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法竞相发展的景象，数学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高。暂且不说国际上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连连夺冠，就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在1990—1991年的测试（IAP2）为例，中国大陆参加13岁组测试，成绩遥遥领先，位居第一。这次测试，按照一定的原则随机抽样选取17个省和3个直辖市1650名学生（有城市、有农村）参与，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大陆数学教学的整体水平。
实际上，数学“双基”教学之争，是中国数学教育界的热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张奠宙教授用十多年时间，组织了几十位数学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集体研讨，共同编写了《中国数学双基教学》，在推进“双基”教学问题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三） 四则运算能力是小学数学中的重要能力
第三条，四则运算能力是小学数学中的重要能力。实际上，我对小学数学教学的研究是从口算教学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我当农村小学教师的时候，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学生经常算错，考试成绩很差。我反复和学生讲不要粗心，不能做错，可是学生还是经常算错。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直到有一次，我买到了一本苏联普乔柯的《算术教学法》，当时真是欣喜若狂。书里面说，口算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口算练习可减少学生计算错误。这本书还介绍了一种口算练习条，但是使用以后我发现不方便，不过也由此受到了启发，于是开始设计口算表，一边使用，一边改进，后来在《江苏教育》（1956年）上发表了。再后来我考入华东师大教育系后，还在继续研究，也完成了全套《小学数学口算表》，直到1979年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这本小册子只有几十页，但是却花费了我近30年的时间。
从华东师大毕业后，我就在附小搞教学实验研究。我发现很多老师总认为小学生主要用笔算，那只要多练笔算就行了。于是，我决定搞“基本口算与笔算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测试和个别观察分析的方法，对上海、安徽、湖北、广东、河南的39所学校、158个班级、7134名学生（包括四、五、六年级）进行调查测试。调查测试的结果表明：基本口算速度快，笔算速度也快，正确率也高；反之，基本口算速度慢，笔算速度也慢，正确率也低，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现象。后来对学生的笔算错误加以分析，发现笔算中绝大部分的错误是由于基本口算不熟练而造成的。这次调查实验研究探索到两条儿童学习数学的规律：“口算是笔算的基础”“计算要过关，必须抓口算”。
上世纪80年代，有些学校受“文革”期间三算结合教学的影响，对口算速度提出高指标，认为越快越好，导致学生的负担加重。学生的口算能力高低应该有一个尺度来衡量，也就是要制定出标准。有了一个标准，学生就有了奋斗的目标，老师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学生的口算能力没有达到标准，应该加强练习，已经熟练了，训练的时间可以减少，把剩下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训练。制定口算表的标准，既要照顾到培养学生良好计算能力的要求，但又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于是，我组织了京、沪、津、苏、浙、皖、内蒙古、新疆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位教研员和教师参加协作研究组，对72000多名学生进行测试。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制定出了11张口算表，然后在教学实际中试用，再根据使用的情况，不断修改调整，每张量表有及格标准和优秀标准。由于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制定的标准有一个幅度，不是“一刀切”。例如，以5分钟做对题数为准，20以内加减法量表的及格标准是60～70，优秀标准是80～90。这项口算量表的研究成果，在《人民教育》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的来讲，从几十年对小学生计算能力研究中得到的启示：要探索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奥秘，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深入调查研究的道路，不能心血来潮，信口开河。
（四） 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抓先练后讲、练在当堂
第四条，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抓先练后讲、练在当堂。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同时它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必须通过课堂教学来体现。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教改的关键在教师，教改的核心在课堂。”要探索儿童学习数学的奥秘，应该把课堂教学研究作为重点，必须深入课堂，亲自给学生上课，才能有真切的体悟，才能探索奥秘。所以，60年来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坚持亲自上课。我能亲自给小学生上课，成了我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到全国各地作报告，都是先讲理论，再借班上示范课，很受教师欢迎。许多人听我的报告还是模模糊糊，将信将疑，看了我的示范课才真正明白，然后下定决心搞尝试教学法实验。
尝试教学法实验是从小学数学教学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我在华东师大附小搞教学实验时，发现一个重大的奥秘，废止注入式已经提了几十年。为什么废不了？提倡学生为主为什么始终做不到？毛病就出在“先讲后练”的教学模式上。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上课应该老师先讲，把什么都讲清楚了，然后再让学生练习，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已经把学生定位在被动的位置上，学生怎能主动起来呢？我想毛病既然出在“先讲后练”上，于是我就反其道而行，把“先讲后练”改成“先练后讲”。上课，老师不要先讲例题，而是仿照例题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先尝试练习，有困难的学生就会主动去看课本，也会主动向别人请教，直到解决问题。尝试练习做对很好，做错也无妨，因为老师还要根据学生尝试练习的情况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这时候老师的讲解已成为学生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讲在要害处，练在刀口上，这就是尝试教学法的雏形。
尝试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走出了一条新路。它的教学策略可概括成两句话：一抓先练后讲，二抓练在当堂。首先，一抓先练后讲。一定要坚持让学生先试一试，让学生自学课本后先练。一年级学生识字量不多，可由教师领读，学生跟着读，逐步让学生学会看书。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由扶到放。到高年级可以逐步采用课前预习。下课时，布置下一堂课的尝试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回家去自学课本。二抓练在当堂。由于老师讲解的时间减少了，课堂有充裕的时间让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练习，低、中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可以做点趣味题，高年级可以预习明天的尝试题。先练后讲和练在当堂两者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先练后讲”才能留出时间做到“练在当堂”；“练在当堂”又能巩固和提高“先练后讲”的效果。这套方法易学易用，效果显著。重庆市忠县、西藏拉萨市、云南玉溪市等地区都获得很好的效果。
尝试与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的创造发明都要从尝试开始，没有尝试就没有创新，尝试是发展创造力的门户。因此，尝试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比较理想的方法。一个人遇到问题，首先要有敢于试一试的精神，先看书或上网查找资料，再向别人请教，然后积极思考自己去解决。这是学习的本来面目，也是一个人终身学习的方法。所以，“先练后讲，先学后教”的尝试学习方法，就是还学习的本来面目、教人以终身学习的方法。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的已有知识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发现教学法”在报刊上铺天盖地地介绍，后来又有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这些方法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具体操作有困难。首先遇到的是“发现什么”“怎样去发现”，然后又如何解决“教科书的作用”和“教师的作用”。根据小学生的特点，主要是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学习和继承几千年来反复提炼、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最基础的数学知识，如果都要小学生“发现、探究、研究”出来，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发现教学法”提出几十年，在中国，应用者寥寥。
尝试教学主要是按照教科书的要求，尝试去解决某一个知识点，仅是让学生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尝试去自学课本，或主动向别人请教，自己去解决问题。尝试鼓励成功，也允许失败，比较宽容。学生尝试后，再听老师讲解点评，进行正误对比，印象深刻，效果好。学生在尝试的过程中，同时培养了尝试精神、探究精神、创新精神以及自学能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30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尝试教学法观点鲜明、操作简便、效果显著，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堂课都可以尝试，但不可能每堂课有所发现，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对小学生提“尝试”比较恰当，切合学生实际情况，不宜提“发现学习”“研究性学习”。
（五） 数学教育研究必须走中国化道路
第五条，数学教育研究必须走中国化道路。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叫“中国数学教育悖论”，说中国在教育投入不足、班额大的情况下，数学教学成绩却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优于许多发达国家，国际数学教育界由此心生疑问：为什么中国学生能够在国际测试中领先于欧美国家，但看起来他们的教学方法又如此的陈旧？其实，这个悖论是不成立的，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主要得益于数学教学工作者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不断努力，不断探索，逐步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教育上仍缺少话语权，另外我们对外的正面宣传太少。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了解还停留在数十年甚至一百年前。
2008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小学创新学习国际论坛上，重庆市小学数学青年教师卞小娟上了一堂“轴对称图形”观摩课，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苏启祯教授当时就指出：“这节课让我们对中国小学数学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这和我们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中国的教学方法十分落后，看了卞小娟老师的课，才感到现在中国教师的教学理念如此先进，课堂教学如此精彩。
所以，现在迫切的任务是认真总结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和70年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理论。其实，这项工作已经在启动，涉及两三亿中小学生的数学新课程已经受到国际数学教育界的关注。2008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1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我国有70多人参加。大会专门留出半天时间给中国展示，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大会报告、小组发言、展板、宣传册、教学录像片段等形式进行了展示。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数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数学教育改革的成就和经验。中国的展示活动在大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实在令人兴奋和自豪。
与此同时，走中国化的道路必须破除对外国教育理论的迷信，增强民族自信心。100多年前，数学教学从外国传入，先是学日本，后学美国，1949年以后全盘学苏联，“文革”后又全面开放，欧美各式各样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潮涌进中国。我在华东师大教育系读书的时候，读过很多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为我们国家古代光辉灿烂的教育文明史而深感自豪，也为近代教育照搬照抄外国而感到羞愧。我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还有2000多年的教育优良传统和经验，特别是近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数学教学改革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有信心在数学教育理论研究上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创新之路。
访谈人：张伟俊
访谈时间：2020年9月
整理：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