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稿 | 关于我们

标题 全文

首页 > 苏派教育

喻旭初:求真学步 心向光明

喻旭初老师口述访谈录

作者: 发布时间:2024-04-01 来源: 江苏教育新闻网

  20209月,喻旭初老师在金陵中学校园内留影。喻旭初,194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63年从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南京金陵中学执教达51年之久。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先后任金陵中学语文组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苏浙赣三省十八校语文研讨会会长、江苏省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民进南京市委会副主委。 

  荣获南京市行知教学奖、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主编各类语文书籍12种,发表文章60余篇,发表文字共计近300万。 

  他较早提出了语文教学人学观,把心理学原理运用在作文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南京乃至全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全国中学语文界亦引起一定的反响。 

    

  一、 我的求学经历 

  我的初中是在溧阳县中读的。第一任语文老师叫陈景祥,这个老师讲话非常风趣幽默,经常讲一些老百姓的生动的口语,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第二位语文老师叫陈天行,他讲话有板有眼,条理清晰。记得有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大概用10分钟左右设计了一段话,把这个学期所有课文串起来,真不简单。另外几位,各有特点。我的地理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男老师,他上课从来不带书,班长喊起立、敬礼坐下以后,他就转过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如果今天讲英国,他就在黑板上画一幅英国的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边讲边做记号——这是首都伦敦,这是泰晤士河,这是什么山,这是什么矿,这是什么水陆码头,这是什么工业区,讲完了以后这幅图就填满了。现在恐怕很多老师都做不到这一点了。还有一位政治老师,女的,常州人,她的板书非常的优美,令我至今难忘。 

  到了高一的时候,1957年反右派,两个学校调整,我所在的溧阳县中把高中部并到江苏省溧阳中学,也就是省中。从高二起一直到毕业,就在省中上了。我的班主任叫葛苏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些人格要素对我有不小的影响。 

  当时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学生会主席在我们班,他提议印制了一份小小的刊物,叫《红与专》,稿件来自全校各班,我负责设计、排版、刻钢板、油印,一本小册子30页左右,也登不了多少文章。订好以后,我就拿着它到全校各个班去分发,一个班两本,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我也有好处,就是学会自己写文章,自己来编辑,自己来发行,这个很有意思。 

  第二件事情,当时学校老师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岛上,小岛周围是很大的池塘,一圈水,从办公区到教室要经过一座木桥。我就跨过桥,在教师办公区第一座房子的山墙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题目叫《为祖国而学习》。在墙上画一幅画很不容易,要搭上梯子,上上下下爬,大概花了有一个礼拜时间。这是我记忆深刻的两件事情。 

  当时班上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周锁法,一个叫翟素君,跟我一起考上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1959年到1963年,我就在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们的系主任叫钱小云,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他的课概念明确、条理清晰、板书规范,一堂课几乎没有多余的话,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他为我以后当老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讲《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是吴酉山老师。吴老师文字学的功底很深,讲解课文当中的这些字非常细致,这个字本来怎么写,后来怎么写,讲这个字演变的过程,这比光讲这个字什么意思,要有意思得多。后来我对文字学感兴趣,跟吴老师的启蒙很有关系。 

  教我们古代文学史的诸祖庚教授,留着胡须,戴着眼镜。在我们所有的老师当中,只有他上课既抽烟,又喝茶。有一次,朱教授喝了一点茶,然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吟诵屈原的诗《离骚》。他的吟诵有一点无锡演唱的味道,很慢,很悠扬。下面很多同学听不懂,但是觉得很有趣,坚持把它听完,这样的课堂是少有的。 

  教我们文学概论的是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的秘书,叫马寅伯,他一个礼拜来一趟,一来就上两节课,一口普通话,表达非常流畅。我记得有一次讲诗歌,讲到外国诗的时候,他就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很好听。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外国诗不押韵,外国诗也讲韵律的。他用俄语在黑板上写了八行,在押韵的地方打上记号,然后他念一遍,说你们看凡是做记号的地方就是韵脚。另外他还给我一个印象,非常优雅,很有礼貌。这一点也是很值得现代老师去学习的。 

  教我们教材教法的罗振球老师,他非常注重对文章当中词句的推敲,也就是考虑词句的语境含义。这一条为我以后当老师备课是个很好的启蒙。 

  应该说,大学4年给我很多良好的教育,有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以后走上教育岗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当时我在学校有一个习惯,每个礼拜天我喜欢到南京的大街小巷转转,其中有一项就是经常要从学校步行到夫子庙旧书店,到了书店就站在那儿看书。中午买两个烧饼,填填肚子,继续在那儿看书。翻书有一个好处,我知道曾经出过哪些适合我看的书。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有空就去翻书。 

  到了1962年的冬天,学校为我们在礼堂放了一部电影——苏联的《乡村女教师》。这个电影用现在的话讲,很有正能量。讲的是一个乡村女教师献身教育培养了很多有用之才的故事。看了以后,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憧憬,走上了教育岗位。1963年的8月下旬,就来到了现在我所在的学校——金陵中学,当时是南京十中,从此就开始了我51年的中学教育生涯。 

    

  二、 51年教学生涯 

  如果要对我的教学生涯概括一下的话,我想说:51年是求真学步的51年,是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反思的51年。这51年,很多人帮助过我。我对曾经教育过我、帮助过我、促进过我、启发过我的人,永怀感激之情。 

  (一) 影响我的九个人 

  对我产生影响的人很多,影响比较大、帮助比较多的是,第一个周德藩,第二个袁金华,第三个钱任初,第四个成尚荣,第五个李镇西,第六个黄厚江,第七个朱永新,第八个孙芳铭,最后一个,王栋生。 

  首先讲讲我们的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周德藩跟我是江苏教育学院的校友。1959年,他考取教育学院物理系,我是中文系,当时互不认识。他当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跟我同住一个院子,几乎天天见面,又是校友,我喊他从来不喊“周主任”,喊他“老周”,他见我就喊“喻老师”,或者有时候客气,喊“旭初兄好!”他担任省教委副主任以后,经常到全省各地巡视,路过某个学校,忽然说进去看看,不打招呼。几个地方一看,他发现许多实际问题。回来以后打电话给校长,校长一听奇怪,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我说,“你这个‘突然袭击’,人家很难看的。”他说,“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我觉得这个作风很好。 

  他经常在各地讲话,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他说:“我们都是搞基础教育的,基础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起点要低,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这个话讲得太到位了,周主任是地地道道的行家,是真正的基础教育的专家。后来他这个话我经常引用,到处宣传。因为这个话很有道理,很多人还没有按照这个去办。 

  他是学物理的,但对语文似乎情有独钟,经常在讲话中背诵古诗文,而且背得非常熟练,下面听会老师都说我们周主任不简单啊。他告诉我们说,他父亲从小就要求他背诵古诗词,有这么一个家学渊源。周主任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中国语文教育一百年的历史。他很客气,初稿出来以后交给我。我说:“老周,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请你看看,如果句子不通,就在上面改。”我说:“老周,我能改你的吗?”他说:“有什么不能改的啊?你不是每天改作文吗?也把它当作作文就是了。”我改了一些句子。他后来又请别人再看,几易其稿,最后投出去,好像是《中国教育报》全文登载,在全国产生不小的影响。一个省教委的主任,能够单独对一个学科写上近万字的论文,实属罕见。 

  第二个人,袁金华。袁金华原来是南师附中语文老师,当过主任、校长,后来任江苏省教委的普教局副局长、江苏省教科所所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语文老师,讲话慢条斯理,有时候来两个动作,恰到好处,还带有一点幽默,课上得很有特色。因为课上得好,我就把他推荐给《语文教学通讯》杂志,《语文教学通讯》委托我采访袁老师,写一个专访稿,袁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南京市第一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由于他的推荐,我当上了全国中语会理事,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江苏以外的优秀的语文老师。 

  当时南京市教育局跟广西百色地区有一个协议,南京市要负责对边远地区进行教育帮扶。1981年,市教育局请袁金华带队,组织三个学校几位老师一起到百色讲学。袁老师上了一堂课,当地老师说上一堂课太少了,你们这位年轻老师也上一堂。当时他上的是冰心的散文《笑》,我上的是小说《守财奴》,长文短教,做了尝试。有一个学生,因为听说江苏来了老师,赤脚赶来听课。当时袁老师看到,心里很难过,建议当地不要让他再赤脚步行回去了,并且留他在那里吃了个饭。在那儿的二十几天,袁老师的待人接物、上课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广西回来以后,袁老师又组织南京市一批中年骨干教师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课外阅读教材,一套是作文训练教材,我都参加了,大概历时两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我记得当时稿费很少,他是主编,他提议大家拿稿费出来聚餐,稿费不够,就大家轮流在家做东。 

  1992年,周德藩在南通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袁金华当时是普教局副局长,就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江苏省中小学关于改进和加强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我有幸参与了草案的修订。袁金华那种认真谦虚、善解人意的态度,永远是我的榜样。 

  第三个人,钱任初。钱任初是南京市教研室原来的语文组长。上世纪60年代,他作为教研员在我们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初一备课组蹲点,每个礼拜来一次。钱老师讲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听完我们备课以后,往往是这样:“你们备得很好。我提两个问题啊……”或者说某个词语我们备课的时候没有讲清楚,或者说某个句子没有讲到点子上,或者说对整篇文章的主旨把握得不够好……时间长了以后,我从他对字句含义的推敲上学到了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个全国赫赫有名的人,就是魏书生,他先后到南京来讲学三次。有一次他来南京三天,教育局的人说,魏老师三天都讲课太累了,要陪他到南京转转。剩下的一天怎么办?钱老师来找我,说:“小喻,你来上上课。”我说:“上什么课啊?”钱老师说:“随你啊,反正半天你要包下来。”我说:“我讲得不好就是砸南京市教育的脸,我讲得好倒无所谓。人家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我只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钱老师笑着说:“小喻啊,你这个就不对了,他有他的优势,你有你的特点。你的课我听过的,能上好,上什么随你。”我说:“现在正在上《阿Q正传》。”他说:“那就上《阿Q正传》嘛。”在哪里上呢?宁海中学借班。第二天上课,我穿了一件风衣,日本买的,深蓝色,很潇洒。一进教室,学生看到我的样子,就热烈鼓掌,我说:“你们鼓掌是因为我这个风衣,还是我这个人啊?”学生们说两个都很好。这堂课我重点讲了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讲了以后,就来一段心理描写或者肖像描写,二三百字,然后请他们交流,重点比较突出。这堂课上得确实还不错,学生给我热烈鼓掌,老师们也热烈祝贺。我说是钱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钱老师事后听到反映说:“怎么样,我知道你能上好。”我说:“是因为你的鼓励。”人是需要鼓励的,有时候两三句话,人就来劲了。 

  接下来,我讲一个人,成尚荣。成尚荣,原来是一位老师,后来做了江苏省教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听过他两次讲话,都在我们学校。他不用稿子,出口成章,用词准确,语言流畅,精彩的句子很多。我当时就想,我要有他这个口头表达水平就好了。最近两年,我把自己印的小册子寄给他。有一次,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有点意思》。他收到后回复说:“喻老师,大作收到,不是‘有点意思’,而是‘很有意思’。谢谢!”他担任过国家督学,以国家督学身份写的几篇长文登在《中国教育报》上,我每篇都看,有时候还要发个短信给他,“在《中国教育报》上的大作已经拜读,我会认真学习、认真消化。”他看的书很多,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理论性很强,可读性也很强,不像有的文章,摆了个空架子,光谈高深的理论。怎么进行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他是我的老师。 

  还有一个,李镇西。李镇西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教育专家了。我看过他的一本书,书名叫《从批判到建设》。他对以往的教育,换个角度,特别是对语文教育的好多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从正面讲应该怎么做,提出很多主张,这本书对我也很有启发。 

  大概是90年代中期,《语文报》在杭州搞了一次全国中青年教师好课大赛。开课前一天晚上,评审组开会,宣读了评课标准,其中有一条,只设一二等奖。我当时问为什么没有三等奖,他们解释,去年有一个人评了三等奖,觉得不公平,大闹了一场,差点闹出大事情来。后来他们就说算了,省得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只设一二等奖。我发表了看法,说只要我们评得公正,一二三等奖照样保留。李镇西也在座,他没有讲话。主持人沉默了几秒钟,说:“这样吧,我们投票表决。”投票结果,绝大部分同意只设一二等奖。当时我说:“既然这样,我服从多数。”散会以后,李镇西跟我讲:“喻老师,实际上你讲得很对的。”我当时很恼火,说:“李镇西,你当时怎么不讲啊?”他说:“人微言轻。”我又来火了:“你人还微吗?你是全国著名的青年教育专家,你为什么不敢讲话?”后来我一想,他临时从外地来的,本来又是朋友……我说:“对不起啊,我刚才可能太激动了,算了,实际上设四等奖都可以,这是全国比赛,我要是得四等奖都很高兴。”从此,我们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 

  这几年联系特别多,他发表在教育报和语文专业期刊上的文章我都看。前几天我还跟他发了短信。他写了四篇学习马克思的体会,谈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看完以后我很快就把他写的几篇文章发到我的微信群中,说:“这是李镇西老师最近写的学习马克思的体会。我个人认为很好。文章很长,请你们抽空能看一看。”然后我告诉李镇西,他很高兴,说谢谢喻老师。我说你好的东西应该大家分享。他对教育特别是语文教学怎么尊重常识、怎么进行哲学思考,写了一些不太长的文章。这种哲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教育的深层理解。虽然他比我年轻,也是我的老师。 

  下一个,是我们江苏人,黄厚江。黄厚江原来在盐城中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调到苏州中学,一直到退休。黄老师我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就像他这个人很朴素一样,他的课他的理念跟他的打扮一样朴素。他讲要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体现语文的特点,他的课既体现语文学科特点,又有鲜明的中国语文元素。这一点,近20年我都是学他的。还有一点,尽管他很忙,行政事情也很多,但还是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课,不受影响。现在有少数的名家,其中有的是当地名师,有的是特级教师,有的是正高级,有了点名气以后,到处开讲座,自己学校的课却大受影响。这个我不赞成。你作为名人,开开讲座可以,但你的班是你的基础,是你的立身之本,要对自己的班负责。 

  下面一个讲到孙芳铭。孙芳铭是南京一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个关系很密切。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袁金华先生的带领下一起编书。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到过江苏省几十所学校去讲高考,他讲阅读,我讲写作,分工很明确。有好多次我们两个人成了所到学校学生追捧的人,学生递个本子,说“喻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用现在的话说,叫“被圈粉”了。我跟孙老师退休后一起办《现代写作报》,一个礼拜碰头一次。在语文教育很多问题上,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或相似的观点,经常互相启发。每天早上一打开微信,往往看到他发一个:“旭初兄,早上好!”我回一个:“孙兄,早上好!”天天问候。一个人一辈子总要有几个好朋友,不然生活就很无趣了,孙老师就是我的好朋友。 

  下面一个人,朱永新。朱永新是江苏人,原来在苏州大学当教授,后来当了苏州市副市长。我们学校有一次培训,就是我去邀请的,因为他跟我是同一个党派,民主促进会的。我跟朱永新的交往时间很长,每次见面都受到他的鼓励,他也把自己出的书都寄给我,去年寄给我一本《致教师》。早些年他写的《我的教育理想》等书和文章我都看过。朱永新创办了新教育,新教育的理念是:教育要给学生带来幸福。这个总的理念是对的,我非常赞赏。同时,他大声疾呼,要为学生、要为全民族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每年全国两会他都要写提案,建议在全国设立全国读书日,这个提案已经交了好几次了,我估计迟早会通过。这跟他的一贯坚持、大声疾呼很有关系。他在全国很有影响,是一个教育家。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最后,讲讲王栋生。王栋生比我年轻,他是南师附中的特级教师,他的不少见解都比我深刻,更可贵的是,他对问题很敏感,批评教育的弊端是不留情面的。他有几点永远值得我学习。他尊重学生、爱护每一个学生,尊重常识,不说大话,不讲大道理,追求实效,自己学习思考以后,冷静所得出的结论他会坚持到底。他的执着,他的耿直,他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尖锐批评,我很佩服。他在不少批评文章中,尽管是批评时弊,仍然充满一种人文情怀。 

  (二) 我的语文教学 

  我从1963年秋开始在金陵中学当老师,教了三年初中。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我关起来一年半。出来后我有个想法,我已经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我要把这一年半时间追回来。1975年我开始教高中,一直到2014年。最初十年左右,基本上跟着校内的中老年老师学。 

  第一个是宋家淇老师。宋老师,了不起,当时他已经五十几岁了,是高中教研组组长,他的课我听过三次。宋老师的课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对课文熟烂于心。第二,他对知识的讲解非常细致,非常生动,“衔远山吞长江”,衔跟吞两个字,给他讲活了,我没想到可以这样来理解。听宋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再说宋老师讲话很幽默。他还有一手好字,字写得很漂亮。 

  还有初中部的杨先园老师。她的课被当时的李校长称作“清汤挂面”,没有多余的话,清清爽爽,条理非常清晰,训练实实在在,效果马上见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从杨老师身上学了很多。 

  还有一位沈达信老师,他的课上得非常活泼,他喜欢跟学生对话,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一些做法已经符合20年以后的课程标准的要求了。 

  这些都是我很敬重的本校的优秀老师。他们是我教育实践的启蒙老师,带我走上了教学的正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独立尝试了,在教育当中增加了一些情感因素,这个是受上海于漪老师影响。于老师上课,很会煽情,但是她煽得很自然,自然地调动你的感情因素。最近20年来,我更多地受黄厚江老师的影响,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体现语文本身的特点。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很准确,语文课程就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运用的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综合性、实践性,这两个词用得好。语文的目的就是学习与运用语言文字,要通过训练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到现在为止,我总觉得还有一些老师对这一点没有弄懂。我看公开课,PPT教育目标1234,我就头疼,我说4个目标能完成吗,能完成两条就不得了了。一堂课时间有限,容量也有限,不要指望一堂课能解决多少问题。我的主张,就一堂课来说,目标简简单单,条理清清爽爽,训练实实在在,训练以后学生的感悟真真切切。我的课一般来说完成一个目标就行了。我的课经常变化,因课而异,因班而异,但下面4条,我是30多年没有变,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始终坚持。 

  第一,积累词汇。第二,背诵名篇名句。第三,口语训练。第四,整理笔记。 

  现在,我把每一项详细地来讲一讲。 

  第一,积累词汇。我教完一篇课文,课文是指现代文,不是文言文,我都要学生抄词,每个词抄三遍,高三还要抄。我们本校有些老师说,喻老师,高三还要抄什么词?我说,高一高二一直抄的。抄词有几个好处:一,积累词汇;二,练字。不仅字要抄得对,还要写得好。这就是培养一种习惯。每次我的早读课做两件事。一个,听写25个成语。听写依据是什么呢?我自己把《成语词典》看一遍,挑选我认为常用的,每一个成语报两遍,同座位交换看,错的我要讲一讲。一直默写到高三上,一共默写了1000多条成语,即使忘掉一半,学生还能够记得五六百条成语,再减少一半,还有200多个成语。我一直坚持这个做法。有几个家长碰到我,说你这个办法很好,我孩子在你手下积累了很多成语。 

  第二个,背诵名篇名句。凡是课本上规定要背的古诗文,先由我跟学生一道反复朗读,读得很流畅了,能够上口了,有感情了,马上背,背了以后,默写。那个时候我自己编的《古代名句选》小册子,一到早读时间,学生就把名句选拿出来,先看5分钟,然后把书收起来,我报十条名句,有的只报上句,有的只报下句,学生写出另一半,互相批改。两个学期下来,其中有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名句都默写了两遍以上,这个跟高考有关系。 

  第三个做法就是口语训练。开始的几年,每一节课只有一位学生上台演讲。后来我就改了,一个礼拜专门一堂课,七八个学生,每个学生4分钟左右演讲,有点评,还有打分,进行系统的口语训练。首先,要让学生讲规矩,上台以后要向大家鞠躬;第二,要用普通话;第三,要报演讲的题目;第四,一定要讲“谢谢各位”,然后鞠躬下去。对演讲具体内容,我提出下面一些要求:第一,中心要明确,你不要4分钟花里胡哨什么都讲;第二,内容要实在,尽量少讲空话;第三,要用通俗的口语使全班每个人能够听懂你讲的每一句话。一开始提这个要求,有一部分学生很不习惯,或者说很紧张,不敢看下面,眼睛看着边上的窗户。后来都习惯了,每一个学生讲完以后,我从讲话的立意到用词,从标题到礼貌,对学生逐个打分,并且做点评。两年多训练下来,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三年的口语训练,刚开始我计划性不强,后来有计划了,我是这样安排的:高一自我介绍,讲一个令我敬重的人,再讲一次我难忘的经历;高二第一次向大家推荐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自己喜欢的一首诗,然后向大家推荐一本自己爱读的书,要讲推荐理由,重点谈自己的读书体会;高三是或者评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评论一位人物,历史人物当代人物都可以。高考前,我还做一件事情,即兴发言。比如说,第三堂课是我的语文课,第二堂下课,到教室去在黑板上写两个题目,学生最多只能思考10分钟,演讲的学生从两个题目里面任选一个。我记得1989年教的文科班,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了两个题目,其中一个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个女同学,后来考上了外交学院,当时她从哲学的角度讲,说自己不断在变化发展,就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听完以后我非常兴奋,就带头使劲鼓掌。这个题目很难讲,她只有几分钟准备,能够从哲学角度讲到这个水平很不简单,所以要给她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口语训练,现在我们学校不少老师仍很重视,我认为还要加强。现代社会很讲究交际,交际能力就需要口头表达能力来做支撑。 

  最后一个坚持就是整理笔记。我每教完一篇文言文,都要学生整理一次笔记,内容包括什么?第一,词法、实词释义、实词活用、虚词;第二要整理句法,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等等;第三要整理常识,课文涉及的作家知识和相关的古代文化知识;第四是名句,课文当中精彩的一两句话。要求每个人准备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高一到高三所有的文言文这里面都有。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就形成了整理笔记的习惯,也让他拥有了一份完整的高中文言文复习资料,这是外面买不到的。 

  (三) 我的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老师都比较看重阅读教学,一篇篇课文教,很认真,很辛苦。但是我发现有些老师在作文教学上花的精力很不够。原因可能有两点。一个,可能是实践上缺少办法,认为学生的作文再怎么辅导也提高很少,与其这样,不如多花点时间在阅读教学上,作文基本上是望天收。据我了解,到高三的时候,不少学生的文章老师只是看一下,没有批语,最多打个分数。如果学生辛辛苦苦写一篇文章,我们不认真对待,学生的水平就很难提高。 

  还有一个,是认识上有误区。这很少有人去讲,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到非讲不可。 

  我们好多语文老师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讲究“取法乎上”。“取法乎上”,对不对?对的。既然都是文人、学者,当然很讲究语言,很讲究文采,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注重文章的欣赏价值,或者叫观赏价值,就好像我们欣赏盆景,以曲为美,讲究语言的漂亮。“取法乎上”,最早见于唐太宗的时候,指的是治国安邦之策,讲的是整个国家管理要有上策。到了明朝以后,有些学者谈诗怎么写的时候,也谈到“取法乎上”,这是文人学者互相切磋学问的时候提出的要求,现在我们把它作为对学生的要求,这个认识就有问题,至少我认为这是个误区。多数学生你想要他取法乎上,他达不到要求,就没有信心,就埋怨怎么写不好,几次写不好,老师也就没有信心了,算了,我功夫就花在阅读教学上吧,这个就片面了。我认为作文教学要有效,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明确写作训练的对象是谁;第二,明确写作是为了什么。这两个问题我们很多老师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要忘记,我们是搞基础教育的,基础教育要抓基础。周德藩主任的话我再讲一遍,要面向全体学生。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要求就不能过高。我们的训练对象是中学生,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学者,所以绝对不能用作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为什么要写作呢?我认为,对中学生来说,是为了学习语言表达。学语言表达是为了什么呢?学语言表达是为了跟人交流。跟人交流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生活,学会做人。最终要把写作和做人结合起来。既然如此,中学生写作一要有平等意识,跟老师是平等的,跟看我文章的其他人是平等的;二要有读者意识,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要考虑到看我这篇文章的人能不能接受;三要有求真意识,你既然和人交流,就要跟人家讲真话。我编的书里有一本叫《真心话》,意思就是写文章就是跟人家对话,要对话就要把人家当朋友,既然是朋友,你说你不讲真话,人家要听吗?不要听了。 

  基于上面这个认识,我们的作文教学目标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我把这个目标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目标,三句话:把语句写通顺,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猛一听,要求不高,这个有什么难?不要小看这三句话,真正做到并不容易。现在很多学生到高三,语句并不通顺,或者说并不完全通顺,因为平常对他们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什么叫把道理讲明白?就是人家一看就晓得你告诉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清清楚楚。对这三句话,我从高一起,分年级提出不同要求,狠抓不放,因为如果基础不打牢,任何高要求最后都会落空。我有三个不忘:不忘作文跟做人同步,不忘作文跟生活同步,不忘作文跟思想同步。我定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三年训练,使五分之一左右的学生的作文能够做到:有独立的思想,有鲜明的个性,有担当的勇气。有独立的思想,有鲜明的个性,有担当的勇气,说到底就是为了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特别像我们这种比较有影响的重点中学,每个班都应该有学生做到这三条。 

  再说说我的作文讲评。前面我讲学生写一篇文章也不容易,辛辛苦苦花一个多小时,交给老师,你很快看一遍,评语也没有,错别字甚至都没有圈出来,他就说那我给你看干什么。在我看来,学生作文不改那是严重的失职,学生作文白写了。我一定要对作文有一个评价,要有讲评课。每个学期我要求学生写六篇大作文,其中有两篇是期中期末考试大作文。每次大作文我都要认真讲评,开头的二十年左右我的做法很简单,找几篇好作文,我自己来读一读,或者叫学生来读一读,然后我来点评一下。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改了,讲评不再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一个重点,这次专门讲作文的立意,或者专门讲文章的结构,或者专门讲语言表达。我每次挑这么两三篇作文,组织学生来讨论,打分前请学生讲,上次喻老师提的什么要求,请学生回顾一下,最后根据要求来评,打多少分,征求大家意见,最后我谈谈我的看法,我倾向于哪种意见,而不是定论。这个,学生是有兴趣的。 

  对学生作文中存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第几段问题就是第几段问题,是哪个句子问题就是哪个句子问题,要非常具体。我每个阶段重点不同。高一到高二上,重点表扬学生作文中语句的通顺、条理的清晰,高二下到高三,我对学生能够联系社会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大加肯定,对合理的独立见解、对辩证的说理分析,我热情点赞,有时我甚至说,“某某同学,你刚才作文里面第二段里面有几句话非常精彩,我喻老师写不出来。”这个学生听了非常高兴,增强了他自信心。同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讲评,让学生慢慢明确,我和你们都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就讲普通人能讲的话,让学生知道,不要卖弄虚美的文采,应该使语言朴实干净,不要引用过多的名言来炫耀学问,而应该充分表达独立见解,不要用“我们”这种口气来说大话,而应该用“我”的诚实去抒真情,少搞一点高大上,多练一点基本功。 

  对“我们”跟“我”做一点说明。“我们”是谁啊?有一年,高一新生第一篇作文收上来,我选了三篇文章,让学生轮流上来读。读完以后,我说,你们已经听了三篇很好的文章,某某同学,请你站起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啊,你文章里面的‘我们’是谁啊?”他没想到会问个问题,说:“我们就是我们嘛。”我说,“那我问你,‘我们’是单数还是复数?”他说,“复数啊。”我说:“既然是复数,那就不是一个人啊,有你也有其他很多人。”他说就是这个意思。我说:“问你第三个问题。既然有很多人,那你能不能代表他们啊?”他不回答。我说:“恐怕未必能代表他们。这样吧,请你不要用‘我们’。就像喻老师,你们发现喻老师从上课到现在用‘我们’这个词吗?上课都是‘我’,我认为,我觉得,我体会到,我对你们说,‘我们’对你们说,不会这样子吧?你们发现吧,喻老师上课不用‘我们’,因为我只能代表我,讲得好玩一点,我只能代表我喻老师全身的细胞,我喻老师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话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情感,是我的体会,对了,我很高兴,不对了,我个人负责。”他不讲话,我说:“没关系,请坐请坐。我建议你们大家在这一点上向喻老师学习,讲话、写文章用‘我’,不要用‘我们’,用‘我们’一种可能是习惯,还有一种用‘我们’,就觉得有很多人支持我,我可以讲大话,讲套话,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就代表我。这个问题看似一个语言运用习惯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追求问题,就是到底你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老是用“我们”,肯定讲大话。如果讲话写文章,特别是写文章,经常用“我”,就能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最近,我正在编一本书,书名初步定为《我是这样教作文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教坛历练,就是讲我的作文教学;第二大部分,青春足迹,是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前一部分讲的是我的作文教学理念和实践,后一部分,是我的作文教学的收获。我越编越感到这个任务很重,但是越编越高兴。开始我大概搜集了三四十篇文章。后来我说不行啊,不全哪,我就发了个短信到学生群里,我说:“各位同学,喻老师准备编一本书,第一部分讲我自己怎么教作文的,第二部分是我教过的历届学生的作文,如果有当年写的作文,请拍成照片发给我。如果有当年的作文本更好。”发出去以后,有一位,我教的第一届学生,语文课代表,现在六十几岁了,叫她先生把她找出来的作文本放到学校传达室。我拿回来一看,是两本已经有点破损,每张纸都发黄的当年的初一作文本。我非常感动。她的作文本保留了五十几年,上面有我批语,打的分数。我挑了四篇,作为六十年代的代表作。还有个学生,作文本找不到了,给我寄来一本七十年代末我在学校当教研组长的时候编的学生习作选,这本书封面也发黄了。我看了以后也很感动,翻一翻,大概有十三四篇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后来我继续搜集,现在已经搜集了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一百二十篇左右的作文。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一百二十篇左右的作文,历时半个世纪,就写文章的个人来说,是他青春的足迹,从宏观上看,这120篇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部很好的史料。等编好的时候,我要在打开的第一面写上一行字——献给我热爱的金陵中学。我希望这本书编好以后,对语文老师作文教学能够有所启发。 

  (四) 一次特殊的教育经历 

  除了在金陵中学上了51年课,我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995年,当时南京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的孩子因为成绩差,什么学校都上不了。如果让这些孩子流散到社会上,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好。当时民主促进会想办一所民办学校,解决这部分学生的上学问题。当时民进南京市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了一次,市教育局的老局长罗炳权在会上就说:“喻老师,如果你把这些学生都教好了,你才是真正的特级教师,怎么样?还行?”我当时不敢夸口,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生,我没接触过。我说:“罗老,我试试看,我尽力。”这个学校就是开明中学,由我们民进的一位会员,三中的语文老师虎世俊担任校长。虎老师是一个女同志,她的性格像男同志一样,刚强,执着,敢拼搏,肯吃苦,非常令我佩服。开明中学这些学生来自全市各个地方,学习习惯比较差,其中有些孩子抽烟,甚至打架,跟金陵中学的孩子不能比。面对这样的学生,怎么使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学校上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我们民进退休的会员,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拼命开拓,通过七八年的努力,为南京市基础教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给学生上的是两个内容。一教他们口语表达,第二教他们书面写作。因为他们原来基础差,所以我实事求是,降低要求,从最基本的练起,积累词汇,学会讲话,能够成文。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教的这个班到高三的时候全部通过了毕业会考。第一届毕业生够上高考投档线的达到70%,有不少也考上了本科。虽然这个成绩跟重点学校不能比,但就他们自己来说,已经提高了不少。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有一部分学生的文章登在了扬子晚报上,还有一位叫魏莉的女孩子,她的作文获得了高中作文比赛一等奖。这也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在重点中学学不到的很多东西,尤其是虎世俊校长那种奋斗的精神,对自己严格的要求,至今令我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开明中学的八年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有教无类,什么是因材施教,这样我对教育的理解才比较完整。 

    

  三、 我对教育的理解 

  我跟其他老师没有什么不同,喜欢语文,喜欢上课。我教了51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好课大赛。所以到现在没有任何跟赛课有关的奖项。我这个人不求花哨,不玩花样,凭一颗爱心,一股热情,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努力上好每节课。我觉得做个老师,首先把每堂课上好,每节课都是我教育生涯的一个点,一点一点相连,铺就了我的生命轨迹,也决定了我的自身价值。 

  我对教育的理解是随着不断的教育实践而一点一点地深化的。先从教学实践谈起。 

  1962年秋天到这个学校,当时是南京第十中学高一(1)班来实习,过年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学生叫王卓丰,给我一张贺年片。我拿回来一看,是苏联的明信片,正面白雪公主,反面写着:“敬爱的喻老师:高尔基说:‘没有教师,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祝老师新年快乐!——您的学生王卓丰”。这张明信片就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没有教师,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意思是所有的人才都是教师培养出来的。我想,老师太了不起了,我要做个老师。 

  到底什么是教育?现在出的书太多了,每出一本谈教育的书,我都要看看目录,看到后来我就不想看了,大道理讲了很多,看了以后真不知道什么是教育了,就像现在有些专家,不听他讲就算了,听他讲了以后更糊涂了。我觉得教育的核心两个字:育人。教育是培养心态正常的,身体健康的,能用所学的知识造福社会的现代公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育。还要补充一句,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只培养正常人,不培养天才。 

  叶圣陶有一句非常简明而精彩的话,是这样讲的:“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你看这句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用我的话来解释,良好习惯,包括做人的好习惯,求学的好习惯,好习惯养成了,习惯成自然,能力也就有了。 

  中国有一句话叫“读书明理”。读书明理,读书是手段,明理是目的。读书是求学,明理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处世的道理。这个传统很好。要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引导学生,就要跟学生进行心灵交流。我喜欢用这句话:不管年龄比他大多少,我要跟学生同步成长。 

  学校是进行教育活动的主阵地,我认为学校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朴素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跟高中教育不同,它有自身规律,不能乱提口号。还是周德藩讲得好,要面向全体学生,起点要低,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现在不少人喜欢“起点要高”,起点怎么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起点。起点就是开始的地方,比如说跑步,各就各位,从这开始,起点怎么能高呢?所以,周主任的提法实事求是,中小学起点要低,但是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面向全体学生。我到过江苏省,还有浙江、江西,大概加起来有将近80所学校,80%的学校都很讲究布置,环境布置都漂亮得不得了。如果叶圣陶来他保证会说,不要搞得这么花里胡哨,学校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朴素的。 

  我喜欢何其芳那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以心发现心,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写得太好了。如果说我喻老师是一个小小的火把,点燃你,点燃他,那么就会一片光明。如果真正能够这样想的老师越来越多,那教育的未来一定充满光明。 

    

  访谈人:王芳  胡苗苗 

  访谈时间:20209 

  整理:陈宁 

责任编辑:李月昭

喻旭初:求真学步 心向光明
喻旭初老师口述访谈录
发布时间:2024-04-01   
来       源:江苏教育新闻网  
作       者:

  20209月,喻旭初老师在金陵中学校园内留影。喻旭初,194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63年从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南京金陵中学执教达51年之久。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先后任金陵中学语文组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苏浙赣三省十八校语文研讨会会长、江苏省青少年写作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民进南京市委会副主委。 

  荣获南京市行知教学奖、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主编各类语文书籍12种,发表文章60余篇,发表文字共计近300万。 

  他较早提出了语文教学人学观,把心理学原理运用在作文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南京乃至全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全国中学语文界亦引起一定的反响。 

    

  一、 我的求学经历 

  我的初中是在溧阳县中读的。第一任语文老师叫陈景祥,这个老师讲话非常风趣幽默,经常讲一些老百姓的生动的口语,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第二位语文老师叫陈天行,他讲话有板有眼,条理清晰。记得有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大概用10分钟左右设计了一段话,把这个学期所有课文串起来,真不简单。另外几位,各有特点。我的地理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男老师,他上课从来不带书,班长喊起立、敬礼坐下以后,他就转过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如果今天讲英国,他就在黑板上画一幅英国的地图,然后指着地图边讲边做记号——这是首都伦敦,这是泰晤士河,这是什么山,这是什么矿,这是什么水陆码头,这是什么工业区,讲完了以后这幅图就填满了。现在恐怕很多老师都做不到这一点了。还有一位政治老师,女的,常州人,她的板书非常的优美,令我至今难忘。 

  到了高一的时候,1957年反右派,两个学校调整,我所在的溧阳县中把高中部并到江苏省溧阳中学,也就是省中。从高二起一直到毕业,就在省中上了。我的班主任叫葛苏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些人格要素对我有不小的影响。 

  当时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学生会主席在我们班,他提议印制了一份小小的刊物,叫《红与专》,稿件来自全校各班,我负责设计、排版、刻钢板、油印,一本小册子30页左右,也登不了多少文章。订好以后,我就拿着它到全校各个班去分发,一个班两本,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觉得这对我也有好处,就是学会自己写文章,自己来编辑,自己来发行,这个很有意思。 

  第二件事情,当时学校老师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岛上,小岛周围是很大的池塘,一圈水,从办公区到教室要经过一座木桥。我就跨过桥,在教师办公区第一座房子的山墙上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题目叫《为祖国而学习》。在墙上画一幅画很不容易,要搭上梯子,上上下下爬,大概花了有一个礼拜时间。这是我记忆深刻的两件事情。 

  当时班上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周锁法,一个叫翟素君,跟我一起考上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1959年到1963年,我就在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们的系主任叫钱小云,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他的课概念明确、条理清晰、板书规范,一堂课几乎没有多余的话,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他为我以后当老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讲《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是吴酉山老师。吴老师文字学的功底很深,讲解课文当中的这些字非常细致,这个字本来怎么写,后来怎么写,讲这个字演变的过程,这比光讲这个字什么意思,要有意思得多。后来我对文字学感兴趣,跟吴老师的启蒙很有关系。 

  教我们古代文学史的诸祖庚教授,留着胡须,戴着眼镜。在我们所有的老师当中,只有他上课既抽烟,又喝茶。有一次,朱教授喝了一点茶,然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吟诵屈原的诗《离骚》。他的吟诵有一点无锡演唱的味道,很慢,很悠扬。下面很多同学听不懂,但是觉得很有趣,坚持把它听完,这样的课堂是少有的。 

  教我们文学概论的是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的秘书,叫马寅伯,他一个礼拜来一趟,一来就上两节课,一口普通话,表达非常流畅。我记得有一次讲诗歌,讲到外国诗的时候,他就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很好听。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外国诗不押韵,外国诗也讲韵律的。他用俄语在黑板上写了八行,在押韵的地方打上记号,然后他念一遍,说你们看凡是做记号的地方就是韵脚。另外他还给我一个印象,非常优雅,很有礼貌。这一点也是很值得现代老师去学习的。 

  教我们教材教法的罗振球老师,他非常注重对文章当中词句的推敲,也就是考虑词句的语境含义。这一条为我以后当老师备课是个很好的启蒙。 

  应该说,大学4年给我很多良好的教育,有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以后走上教育岗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当时我在学校有一个习惯,每个礼拜天我喜欢到南京的大街小巷转转,其中有一项就是经常要从学校步行到夫子庙旧书店,到了书店就站在那儿看书。中午买两个烧饼,填填肚子,继续在那儿看书。翻书有一个好处,我知道曾经出过哪些适合我看的书。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有空就去翻书。 

  到了1962年的冬天,学校为我们在礼堂放了一部电影——苏联的《乡村女教师》。这个电影用现在的话讲,很有正能量。讲的是一个乡村女教师献身教育培养了很多有用之才的故事。看了以后,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憧憬,走上了教育岗位。1963年的8月下旬,就来到了现在我所在的学校——金陵中学,当时是南京十中,从此就开始了我51年的中学教育生涯。 

    

  二、 51年教学生涯 

  如果要对我的教学生涯概括一下的话,我想说:51年是求真学步的51年,是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反思的51年。这51年,很多人帮助过我。我对曾经教育过我、帮助过我、促进过我、启发过我的人,永怀感激之情。 

  (一) 影响我的九个人 

  对我产生影响的人很多,影响比较大、帮助比较多的是,第一个周德藩,第二个袁金华,第三个钱任初,第四个成尚荣,第五个李镇西,第六个黄厚江,第七个朱永新,第八个孙芳铭,最后一个,王栋生。 

  首先讲讲我们的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周德藩跟我是江苏教育学院的校友。1959年,他考取教育学院物理系,我是中文系,当时互不认识。他当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跟我同住一个院子,几乎天天见面,又是校友,我喊他从来不喊“周主任”,喊他“老周”,他见我就喊“喻老师”,或者有时候客气,喊“旭初兄好!”他担任省教委副主任以后,经常到全省各地巡视,路过某个学校,忽然说进去看看,不打招呼。几个地方一看,他发现许多实际问题。回来以后打电话给校长,校长一听奇怪,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我说,“你这个‘突然袭击’,人家很难看的。”他说,“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我觉得这个作风很好。 

  他经常在各地讲话,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极其深刻。他说:“我们都是搞基础教育的,基础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起点要低,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这个话讲得太到位了,周主任是地地道道的行家,是真正的基础教育的专家。后来他这个话我经常引用,到处宣传。因为这个话很有道理,很多人还没有按照这个去办。 

  他是学物理的,但对语文似乎情有独钟,经常在讲话中背诵古诗文,而且背得非常熟练,下面听会老师都说我们周主任不简单啊。他告诉我们说,他父亲从小就要求他背诵古诗词,有这么一个家学渊源。周主任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中国语文教育一百年的历史。他很客气,初稿出来以后交给我。我说:“老周,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请你看看,如果句子不通,就在上面改。”我说:“老周,我能改你的吗?”他说:“有什么不能改的啊?你不是每天改作文吗?也把它当作作文就是了。”我改了一些句子。他后来又请别人再看,几易其稿,最后投出去,好像是《中国教育报》全文登载,在全国产生不小的影响。一个省教委的主任,能够单独对一个学科写上近万字的论文,实属罕见。 

  第二个人,袁金华。袁金华原来是南师附中语文老师,当过主任、校长,后来任江苏省教委的普教局副局长、江苏省教科所所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语文老师,讲话慢条斯理,有时候来两个动作,恰到好处,还带有一点幽默,课上得很有特色。因为课上得好,我就把他推荐给《语文教学通讯》杂志,《语文教学通讯》委托我采访袁老师,写一个专访稿,袁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南京市第一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由于他的推荐,我当上了全国中语会理事,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江苏以外的优秀的语文老师。 

  当时南京市教育局跟广西百色地区有一个协议,南京市要负责对边远地区进行教育帮扶。1981年,市教育局请袁金华带队,组织三个学校几位老师一起到百色讲学。袁老师上了一堂课,当地老师说上一堂课太少了,你们这位年轻老师也上一堂。当时他上的是冰心的散文《笑》,我上的是小说《守财奴》,长文短教,做了尝试。有一个学生,因为听说江苏来了老师,赤脚赶来听课。当时袁老师看到,心里很难过,建议当地不要让他再赤脚步行回去了,并且留他在那里吃了个饭。在那儿的二十几天,袁老师的待人接物、上课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广西回来以后,袁老师又组织南京市一批中年骨干教师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课外阅读教材,一套是作文训练教材,我都参加了,大概历时两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我记得当时稿费很少,他是主编,他提议大家拿稿费出来聚餐,稿费不够,就大家轮流在家做东。 

  1992年,周德藩在南通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袁金华当时是普教局副局长,就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份文件《江苏省中小学关于改进和加强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我有幸参与了草案的修订。袁金华那种认真谦虚、善解人意的态度,永远是我的榜样。 

  第三个人,钱任初。钱任初是南京市教研室原来的语文组长。上世纪60年代,他作为教研员在我们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初一备课组蹲点,每个礼拜来一次。钱老师讲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听完我们备课以后,往往是这样:“你们备得很好。我提两个问题啊……”或者说某个词语我们备课的时候没有讲清楚,或者说某个句子没有讲到点子上,或者说对整篇文章的主旨把握得不够好……时间长了以后,我从他对字句含义的推敲上学到了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个全国赫赫有名的人,就是魏书生,他先后到南京来讲学三次。有一次他来南京三天,教育局的人说,魏老师三天都讲课太累了,要陪他到南京转转。剩下的一天怎么办?钱老师来找我,说:“小喻,你来上上课。”我说:“上什么课啊?”钱老师说:“随你啊,反正半天你要包下来。”我说:“我讲得不好就是砸南京市教育的脸,我讲得好倒无所谓。人家是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我只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钱老师笑着说:“小喻啊,你这个就不对了,他有他的优势,你有你的特点。你的课我听过的,能上好,上什么随你。”我说:“现在正在上《阿Q正传》。”他说:“那就上《阿Q正传》嘛。”在哪里上呢?宁海中学借班。第二天上课,我穿了一件风衣,日本买的,深蓝色,很潇洒。一进教室,学生看到我的样子,就热烈鼓掌,我说:“你们鼓掌是因为我这个风衣,还是我这个人啊?”学生们说两个都很好。这堂课我重点讲了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讲了以后,就来一段心理描写或者肖像描写,二三百字,然后请他们交流,重点比较突出。这堂课上得确实还不错,学生给我热烈鼓掌,老师们也热烈祝贺。我说是钱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钱老师事后听到反映说:“怎么样,我知道你能上好。”我说:“是因为你的鼓励。”人是需要鼓励的,有时候两三句话,人就来劲了。 

  接下来,我讲一个人,成尚荣。成尚荣,原来是一位老师,后来做了江苏省教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听过他两次讲话,都在我们学校。他不用稿子,出口成章,用词准确,语言流畅,精彩的句子很多。我当时就想,我要有他这个口头表达水平就好了。最近两年,我把自己印的小册子寄给他。有一次,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有点意思》。他收到后回复说:“喻老师,大作收到,不是‘有点意思’,而是‘很有意思’。谢谢!”他担任过国家督学,以国家督学身份写的几篇长文登在《中国教育报》上,我每篇都看,有时候还要发个短信给他,“在《中国教育报》上的大作已经拜读,我会认真学习、认真消化。”他看的书很多,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理论性很强,可读性也很强,不像有的文章,摆了个空架子,光谈高深的理论。怎么进行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他是我的老师。 

  还有一个,李镇西。李镇西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教育专家了。我看过他的一本书,书名叫《从批判到建设》。他对以往的教育,换个角度,特别是对语文教育的好多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从正面讲应该怎么做,提出很多主张,这本书对我也很有启发。 

  大概是90年代中期,《语文报》在杭州搞了一次全国中青年教师好课大赛。开课前一天晚上,评审组开会,宣读了评课标准,其中有一条,只设一二等奖。我当时问为什么没有三等奖,他们解释,去年有一个人评了三等奖,觉得不公平,大闹了一场,差点闹出大事情来。后来他们就说算了,省得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只设一二等奖。我发表了看法,说只要我们评得公正,一二三等奖照样保留。李镇西也在座,他没有讲话。主持人沉默了几秒钟,说:“这样吧,我们投票表决。”投票结果,绝大部分同意只设一二等奖。当时我说:“既然这样,我服从多数。”散会以后,李镇西跟我讲:“喻老师,实际上你讲得很对的。”我当时很恼火,说:“李镇西,你当时怎么不讲啊?”他说:“人微言轻。”我又来火了:“你人还微吗?你是全国著名的青年教育专家,你为什么不敢讲话?”后来我一想,他临时从外地来的,本来又是朋友……我说:“对不起啊,我刚才可能太激动了,算了,实际上设四等奖都可以,这是全国比赛,我要是得四等奖都很高兴。”从此,我们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了。 

  这几年联系特别多,他发表在教育报和语文专业期刊上的文章我都看。前几天我还跟他发了短信。他写了四篇学习马克思的体会,谈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看完以后我很快就把他写的几篇文章发到我的微信群中,说:“这是李镇西老师最近写的学习马克思的体会。我个人认为很好。文章很长,请你们抽空能看一看。”然后我告诉李镇西,他很高兴,说谢谢喻老师。我说你好的东西应该大家分享。他对教育特别是语文教学怎么尊重常识、怎么进行哲学思考,写了一些不太长的文章。这种哲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教育的深层理解。虽然他比我年轻,也是我的老师。 

  下一个,是我们江苏人,黄厚江。黄厚江原来在盐城中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调到苏州中学,一直到退休。黄老师我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就像他这个人很朴素一样,他的课他的理念跟他的打扮一样朴素。他讲要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体现语文的特点,他的课既体现语文学科特点,又有鲜明的中国语文元素。这一点,近20年我都是学他的。还有一点,尽管他很忙,行政事情也很多,但还是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课,不受影响。现在有少数的名家,其中有的是当地名师,有的是特级教师,有的是正高级,有了点名气以后,到处开讲座,自己学校的课却大受影响。这个我不赞成。你作为名人,开开讲座可以,但你的班是你的基础,是你的立身之本,要对自己的班负责。 

  下面一个讲到孙芳铭。孙芳铭是南京一中的语文特级教师,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个关系很密切。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袁金华先生的带领下一起编书。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到过江苏省几十所学校去讲高考,他讲阅读,我讲写作,分工很明确。有好多次我们两个人成了所到学校学生追捧的人,学生递个本子,说“喻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用现在的话说,叫“被圈粉”了。我跟孙老师退休后一起办《现代写作报》,一个礼拜碰头一次。在语文教育很多问题上,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或相似的观点,经常互相启发。每天早上一打开微信,往往看到他发一个:“旭初兄,早上好!”我回一个:“孙兄,早上好!”天天问候。一个人一辈子总要有几个好朋友,不然生活就很无趣了,孙老师就是我的好朋友。 

  下面一个人,朱永新。朱永新是江苏人,原来在苏州大学当教授,后来当了苏州市副市长。我们学校有一次培训,就是我去邀请的,因为他跟我是同一个党派,民主促进会的。我跟朱永新的交往时间很长,每次见面都受到他的鼓励,他也把自己出的书都寄给我,去年寄给我一本《致教师》。早些年他写的《我的教育理想》等书和文章我都看过。朱永新创办了新教育,新教育的理念是:教育要给学生带来幸福。这个总的理念是对的,我非常赞赏。同时,他大声疾呼,要为学生、要为全民族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每年全国两会他都要写提案,建议在全国设立全国读书日,这个提案已经交了好几次了,我估计迟早会通过。这跟他的一贯坚持、大声疾呼很有关系。他在全国很有影响,是一个教育家。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最后,讲讲王栋生。王栋生比我年轻,他是南师附中的特级教师,他的不少见解都比我深刻,更可贵的是,他对问题很敏感,批评教育的弊端是不留情面的。他有几点永远值得我学习。他尊重学生、爱护每一个学生,尊重常识,不说大话,不讲大道理,追求实效,自己学习思考以后,冷静所得出的结论他会坚持到底。他的执着,他的耿直,他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尖锐批评,我很佩服。他在不少批评文章中,尽管是批评时弊,仍然充满一种人文情怀。 

  (二) 我的语文教学 

  我从1963年秋开始在金陵中学当老师,教了三年初中。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我关起来一年半。出来后我有个想法,我已经浪费了一年半时间,我要把这一年半时间追回来。1975年我开始教高中,一直到2014年。最初十年左右,基本上跟着校内的中老年老师学。 

  第一个是宋家淇老师。宋老师,了不起,当时他已经五十几岁了,是高中教研组组长,他的课我听过三次。宋老师的课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对课文熟烂于心。第二,他对知识的讲解非常细致,非常生动,“衔远山吞长江”,衔跟吞两个字,给他讲活了,我没想到可以这样来理解。听宋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再说宋老师讲话很幽默。他还有一手好字,字写得很漂亮。 

  还有初中部的杨先园老师。她的课被当时的李校长称作“清汤挂面”,没有多余的话,清清爽爽,条理非常清晰,训练实实在在,效果马上见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从杨老师身上学了很多。 

  还有一位沈达信老师,他的课上得非常活泼,他喜欢跟学生对话,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一些做法已经符合20年以后的课程标准的要求了。 

  这些都是我很敬重的本校的优秀老师。他们是我教育实践的启蒙老师,带我走上了教学的正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独立尝试了,在教育当中增加了一些情感因素,这个是受上海于漪老师影响。于老师上课,很会煽情,但是她煽得很自然,自然地调动你的感情因素。最近20年来,我更多地受黄厚江老师的影响,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体现语文本身的特点。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很准确,语文课程就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运用的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综合性、实践性,这两个词用得好。语文的目的就是学习与运用语言文字,要通过训练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到现在为止,我总觉得还有一些老师对这一点没有弄懂。我看公开课,PPT教育目标1234,我就头疼,我说4个目标能完成吗,能完成两条就不得了了。一堂课时间有限,容量也有限,不要指望一堂课能解决多少问题。我的主张,就一堂课来说,目标简简单单,条理清清爽爽,训练实实在在,训练以后学生的感悟真真切切。我的课一般来说完成一个目标就行了。我的课经常变化,因课而异,因班而异,但下面4条,我是30多年没有变,可以说是雷打不动,始终坚持。 

  第一,积累词汇。第二,背诵名篇名句。第三,口语训练。第四,整理笔记。 

  现在,我把每一项详细地来讲一讲。 

  第一,积累词汇。我教完一篇课文,课文是指现代文,不是文言文,我都要学生抄词,每个词抄三遍,高三还要抄。我们本校有些老师说,喻老师,高三还要抄什么词?我说,高一高二一直抄的。抄词有几个好处:一,积累词汇;二,练字。不仅字要抄得对,还要写得好。这就是培养一种习惯。每次我的早读课做两件事。一个,听写25个成语。听写依据是什么呢?我自己把《成语词典》看一遍,挑选我认为常用的,每一个成语报两遍,同座位交换看,错的我要讲一讲。一直默写到高三上,一共默写了1000多条成语,即使忘掉一半,学生还能够记得五六百条成语,再减少一半,还有200多个成语。我一直坚持这个做法。有几个家长碰到我,说你这个办法很好,我孩子在你手下积累了很多成语。 

  第二个,背诵名篇名句。凡是课本上规定要背的古诗文,先由我跟学生一道反复朗读,读得很流畅了,能够上口了,有感情了,马上背,背了以后,默写。那个时候我自己编的《古代名句选》小册子,一到早读时间,学生就把名句选拿出来,先看5分钟,然后把书收起来,我报十条名句,有的只报上句,有的只报下句,学生写出另一半,互相批改。两个学期下来,其中有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名句都默写了两遍以上,这个跟高考有关系。 

  第三个做法就是口语训练。开始的几年,每一节课只有一位学生上台演讲。后来我就改了,一个礼拜专门一堂课,七八个学生,每个学生4分钟左右演讲,有点评,还有打分,进行系统的口语训练。首先,要让学生讲规矩,上台以后要向大家鞠躬;第二,要用普通话;第三,要报演讲的题目;第四,一定要讲“谢谢各位”,然后鞠躬下去。对演讲具体内容,我提出下面一些要求:第一,中心要明确,你不要4分钟花里胡哨什么都讲;第二,内容要实在,尽量少讲空话;第三,要用通俗的口语使全班每个人能够听懂你讲的每一句话。一开始提这个要求,有一部分学生很不习惯,或者说很紧张,不敢看下面,眼睛看着边上的窗户。后来都习惯了,每一个学生讲完以后,我从讲话的立意到用词,从标题到礼貌,对学生逐个打分,并且做点评。两年多训练下来,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三年的口语训练,刚开始我计划性不强,后来有计划了,我是这样安排的:高一自我介绍,讲一个令我敬重的人,再讲一次我难忘的经历;高二第一次向大家推荐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自己喜欢的一首诗,然后向大家推荐一本自己爱读的书,要讲推荐理由,重点谈自己的读书体会;高三是或者评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评论一位人物,历史人物当代人物都可以。高考前,我还做一件事情,即兴发言。比如说,第三堂课是我的语文课,第二堂下课,到教室去在黑板上写两个题目,学生最多只能思考10分钟,演讲的学生从两个题目里面任选一个。我记得1989年教的文科班,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了两个题目,其中一个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个女同学,后来考上了外交学院,当时她从哲学的角度讲,说自己不断在变化发展,就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听完以后我非常兴奋,就带头使劲鼓掌。这个题目很难讲,她只有几分钟准备,能够从哲学角度讲到这个水平很不简单,所以要给她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口语训练,现在我们学校不少老师仍很重视,我认为还要加强。现代社会很讲究交际,交际能力就需要口头表达能力来做支撑。 

  最后一个坚持就是整理笔记。我每教完一篇文言文,都要学生整理一次笔记,内容包括什么?第一,词法、实词释义、实词活用、虚词;第二要整理句法,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等等;第三要整理常识,课文涉及的作家知识和相关的古代文化知识;第四是名句,课文当中精彩的一两句话。要求每个人准备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高一到高三所有的文言文这里面都有。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就形成了整理笔记的习惯,也让他拥有了一份完整的高中文言文复习资料,这是外面买不到的。 

  (三) 我的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老师都比较看重阅读教学,一篇篇课文教,很认真,很辛苦。但是我发现有些老师在作文教学上花的精力很不够。原因可能有两点。一个,可能是实践上缺少办法,认为学生的作文再怎么辅导也提高很少,与其这样,不如多花点时间在阅读教学上,作文基本上是望天收。据我了解,到高三的时候,不少学生的文章老师只是看一下,没有批语,最多打个分数。如果学生辛辛苦苦写一篇文章,我们不认真对待,学生的水平就很难提高。 

  还有一个,是认识上有误区。这很少有人去讲,这几年我越来越感到非讲不可。 

  我们好多语文老师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讲究“取法乎上”。“取法乎上”,对不对?对的。既然都是文人、学者,当然很讲究语言,很讲究文采,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注重文章的欣赏价值,或者叫观赏价值,就好像我们欣赏盆景,以曲为美,讲究语言的漂亮。“取法乎上”,最早见于唐太宗的时候,指的是治国安邦之策,讲的是整个国家管理要有上策。到了明朝以后,有些学者谈诗怎么写的时候,也谈到“取法乎上”,这是文人学者互相切磋学问的时候提出的要求,现在我们把它作为对学生的要求,这个认识就有问题,至少我认为这是个误区。多数学生你想要他取法乎上,他达不到要求,就没有信心,就埋怨怎么写不好,几次写不好,老师也就没有信心了,算了,我功夫就花在阅读教学上吧,这个就片面了。我认为作文教学要有效,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要明确写作训练的对象是谁;第二,明确写作是为了什么。这两个问题我们很多老师没有完全搞清楚。不要忘记,我们是搞基础教育的,基础教育要抓基础。周德藩主任的话我再讲一遍,要面向全体学生。既然是面向全体学生,要求就不能过高。我们的训练对象是中学生,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学者,所以绝对不能用作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为什么要写作呢?我认为,对中学生来说,是为了学习语言表达。学语言表达是为了什么呢?学语言表达是为了跟人交流。跟人交流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生活,学会做人。最终要把写作和做人结合起来。既然如此,中学生写作一要有平等意识,跟老师是平等的,跟看我文章的其他人是平等的;二要有读者意识,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要考虑到看我这篇文章的人能不能接受;三要有求真意识,你既然和人交流,就要跟人家讲真话。我编的书里有一本叫《真心话》,意思就是写文章就是跟人家对话,要对话就要把人家当朋友,既然是朋友,你说你不讲真话,人家要听吗?不要听了。 

  基于上面这个认识,我们的作文教学目标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我把这个目标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目标,三句话:把语句写通顺,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猛一听,要求不高,这个有什么难?不要小看这三句话,真正做到并不容易。现在很多学生到高三,语句并不通顺,或者说并不完全通顺,因为平常对他们这方面的训练比较少。什么叫把道理讲明白?就是人家一看就晓得你告诉我的观点是什么,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清清楚楚。对这三句话,我从高一起,分年级提出不同要求,狠抓不放,因为如果基础不打牢,任何高要求最后都会落空。我有三个不忘:不忘作文跟做人同步,不忘作文跟生活同步,不忘作文跟思想同步。我定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三年训练,使五分之一左右的学生的作文能够做到:有独立的思想,有鲜明的个性,有担当的勇气。有独立的思想,有鲜明的个性,有担当的勇气,说到底就是为了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特别像我们这种比较有影响的重点中学,每个班都应该有学生做到这三条。 

  再说说我的作文讲评。前面我讲学生写一篇文章也不容易,辛辛苦苦花一个多小时,交给老师,你很快看一遍,评语也没有,错别字甚至都没有圈出来,他就说那我给你看干什么。在我看来,学生作文不改那是严重的失职,学生作文白写了。我一定要对作文有一个评价,要有讲评课。每个学期我要求学生写六篇大作文,其中有两篇是期中期末考试大作文。每次大作文我都要认真讲评,开头的二十年左右我的做法很简单,找几篇好作文,我自己来读一读,或者叫学生来读一读,然后我来点评一下。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我就改了,讲评不再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一个重点,这次专门讲作文的立意,或者专门讲文章的结构,或者专门讲语言表达。我每次挑这么两三篇作文,组织学生来讨论,打分前请学生讲,上次喻老师提的什么要求,请学生回顾一下,最后根据要求来评,打多少分,征求大家意见,最后我谈谈我的看法,我倾向于哪种意见,而不是定论。这个,学生是有兴趣的。 

  对学生作文中存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第几段问题就是第几段问题,是哪个句子问题就是哪个句子问题,要非常具体。我每个阶段重点不同。高一到高二上,重点表扬学生作文中语句的通顺、条理的清晰,高二下到高三,我对学生能够联系社会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大加肯定,对合理的独立见解、对辩证的说理分析,我热情点赞,有时我甚至说,“某某同学,你刚才作文里面第二段里面有几句话非常精彩,我喻老师写不出来。”这个学生听了非常高兴,增强了他自信心。同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讲评,让学生慢慢明确,我和你们都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就讲普通人能讲的话,让学生知道,不要卖弄虚美的文采,应该使语言朴实干净,不要引用过多的名言来炫耀学问,而应该充分表达独立见解,不要用“我们”这种口气来说大话,而应该用“我”的诚实去抒真情,少搞一点高大上,多练一点基本功。 

  对“我们”跟“我”做一点说明。“我们”是谁啊?有一年,高一新生第一篇作文收上来,我选了三篇文章,让学生轮流上来读。读完以后,我说,你们已经听了三篇很好的文章,某某同学,请你站起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啊,你文章里面的‘我们’是谁啊?”他没想到会问个问题,说:“我们就是我们嘛。”我说,“那我问你,‘我们’是单数还是复数?”他说,“复数啊。”我说:“既然是复数,那就不是一个人啊,有你也有其他很多人。”他说就是这个意思。我说:“问你第三个问题。既然有很多人,那你能不能代表他们啊?”他不回答。我说:“恐怕未必能代表他们。这样吧,请你不要用‘我们’。就像喻老师,你们发现喻老师从上课到现在用‘我们’这个词吗?上课都是‘我’,我认为,我觉得,我体会到,我对你们说,‘我们’对你们说,不会这样子吧?你们发现吧,喻老师上课不用‘我们’,因为我只能代表我,讲得好玩一点,我只能代表我喻老师全身的细胞,我喻老师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话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情感,是我的体会,对了,我很高兴,不对了,我个人负责。”他不讲话,我说:“没关系,请坐请坐。我建议你们大家在这一点上向喻老师学习,讲话、写文章用‘我’,不要用‘我们’,用‘我们’一种可能是习惯,还有一种用‘我们’,就觉得有很多人支持我,我可以讲大话,讲套话,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就代表我。这个问题看似一个语言运用习惯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追求问题,就是到底你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老是用“我们”,肯定讲大话。如果讲话写文章,特别是写文章,经常用“我”,就能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最近,我正在编一本书,书名初步定为《我是这样教作文的》。这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教坛历练,就是讲我的作文教学;第二大部分,青春足迹,是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前一部分讲的是我的作文教学理念和实践,后一部分,是我的作文教学的收获。我越编越感到这个任务很重,但是越编越高兴。开始我大概搜集了三四十篇文章。后来我说不行啊,不全哪,我就发了个短信到学生群里,我说:“各位同学,喻老师准备编一本书,第一部分讲我自己怎么教作文的,第二部分是我教过的历届学生的作文,如果有当年写的作文,请拍成照片发给我。如果有当年的作文本更好。”发出去以后,有一位,我教的第一届学生,语文课代表,现在六十几岁了,叫她先生把她找出来的作文本放到学校传达室。我拿回来一看,是两本已经有点破损,每张纸都发黄的当年的初一作文本。我非常感动。她的作文本保留了五十几年,上面有我批语,打的分数。我挑了四篇,作为六十年代的代表作。还有个学生,作文本找不到了,给我寄来一本七十年代末我在学校当教研组长的时候编的学生习作选,这本书封面也发黄了。我看了以后也很感动,翻一翻,大概有十三四篇我教的学生的作文。后来我继续搜集,现在已经搜集了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一百二十篇左右的作文。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一百二十篇左右的作文,历时半个世纪,就写文章的个人来说,是他青春的足迹,从宏观上看,这120篇也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一部很好的史料。等编好的时候,我要在打开的第一面写上一行字——献给我热爱的金陵中学。我希望这本书编好以后,对语文老师作文教学能够有所启发。 

  (四) 一次特殊的教育经历 

  除了在金陵中学上了51年课,我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995年,当时南京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的孩子因为成绩差,什么学校都上不了。如果让这些孩子流散到社会上,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好。当时民主促进会想办一所民办学校,解决这部分学生的上学问题。当时民进南京市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了一次,市教育局的老局长罗炳权在会上就说:“喻老师,如果你把这些学生都教好了,你才是真正的特级教师,怎么样?还行?”我当时不敢夸口,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生,我没接触过。我说:“罗老,我试试看,我尽力。”这个学校就是开明中学,由我们民进的一位会员,三中的语文老师虎世俊担任校长。虎老师是一个女同志,她的性格像男同志一样,刚强,执着,敢拼搏,肯吃苦,非常令我佩服。开明中学这些学生来自全市各个地方,学习习惯比较差,其中有些孩子抽烟,甚至打架,跟金陵中学的孩子不能比。面对这样的学生,怎么使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学校上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我们民进退休的会员,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拼命开拓,通过七八年的努力,为南京市基础教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给学生上的是两个内容。一教他们口语表达,第二教他们书面写作。因为他们原来基础差,所以我实事求是,降低要求,从最基本的练起,积累词汇,学会讲话,能够成文。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教的这个班到高三的时候全部通过了毕业会考。第一届毕业生够上高考投档线的达到70%,有不少也考上了本科。虽然这个成绩跟重点学校不能比,但就他们自己来说,已经提高了不少。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有一部分学生的文章登在了扬子晚报上,还有一位叫魏莉的女孩子,她的作文获得了高中作文比赛一等奖。这也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在重点中学学不到的很多东西,尤其是虎世俊校长那种奋斗的精神,对自己严格的要求,至今令我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开明中学的八年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有教无类,什么是因材施教,这样我对教育的理解才比较完整。 

    

  三、 我对教育的理解 

  我跟其他老师没有什么不同,喜欢语文,喜欢上课。我教了51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好课大赛。所以到现在没有任何跟赛课有关的奖项。我这个人不求花哨,不玩花样,凭一颗爱心,一股热情,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努力上好每节课。我觉得做个老师,首先把每堂课上好,每节课都是我教育生涯的一个点,一点一点相连,铺就了我的生命轨迹,也决定了我的自身价值。 

  我对教育的理解是随着不断的教育实践而一点一点地深化的。先从教学实践谈起。 

  1962年秋天到这个学校,当时是南京第十中学高一(1)班来实习,过年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学生叫王卓丰,给我一张贺年片。我拿回来一看,是苏联的明信片,正面白雪公主,反面写着:“敬爱的喻老师:高尔基说:‘没有教师,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祝老师新年快乐!——您的学生王卓丰”。这张明信片就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没有教师,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意思是所有的人才都是教师培养出来的。我想,老师太了不起了,我要做个老师。 

  到底什么是教育?现在出的书太多了,每出一本谈教育的书,我都要看看目录,看到后来我就不想看了,大道理讲了很多,看了以后真不知道什么是教育了,就像现在有些专家,不听他讲就算了,听他讲了以后更糊涂了。我觉得教育的核心两个字:育人。教育是培养心态正常的,身体健康的,能用所学的知识造福社会的现代公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育。还要补充一句,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只培养正常人,不培养天才。 

  叶圣陶有一句非常简明而精彩的话,是这样讲的:“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你看这句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用我的话来解释,良好习惯,包括做人的好习惯,求学的好习惯,好习惯养成了,习惯成自然,能力也就有了。 

  中国有一句话叫“读书明理”。读书明理,读书是手段,明理是目的。读书是求学,明理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处世的道理。这个传统很好。要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引导学生,就要跟学生进行心灵交流。我喜欢用这句话:不管年龄比他大多少,我要跟学生同步成长。 

  学校是进行教育活动的主阵地,我认为学校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朴素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跟高中教育不同,它有自身规律,不能乱提口号。还是周德藩讲得好,要面向全体学生,起点要低,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现在不少人喜欢“起点要高”,起点怎么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起点。起点就是开始的地方,比如说跑步,各就各位,从这开始,起点怎么能高呢?所以,周主任的提法实事求是,中小学起点要低,但是要求要严,训练要实,方法要科学,面向全体学生。我到过江苏省,还有浙江、江西,大概加起来有将近80所学校,80%的学校都很讲究布置,环境布置都漂亮得不得了。如果叶圣陶来他保证会说,不要搞得这么花里胡哨,学校应该是安静的,应该是朴素的。 

  我喜欢何其芳那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以心发现心,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写得太好了。如果说我喻老师是一个小小的火把,点燃你,点燃他,那么就会一片光明。如果真正能够这样想的老师越来越多,那教育的未来一定充满光明。 

    

  访谈人:王芳  胡苗苗 

  访谈时间:20209 

  整理:陈宁 

责任编辑:李月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