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珍贵的海外来信

　　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二楼“扎实学识”展厅，静静地陈列着一封珍贵的英文来信。这封信写于1944年6月10日，是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先生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寄给陶行知的亲笔慰问信。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陶博士，我很高兴通过你的前副手朱教授得到你的消息。我很开心地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依然良好，即使是在你所经历的困难条件下，你仍在继续你的教育工作……当今世界已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非民主的目标和方法在世界各地都得到确立，我担心它们（民主的目标和方法）恐怕不能长期在美国蓬勃发展。”

　　这封言辞恳切的亲笔信，印证了教育是理解的桥梁、和平的种子，也见证了杜威与陶行知之间长达30年的师生情谊。

　　约翰·杜威，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会长，是当时欧美教育革新运动的思想领袖。

　　1915年9月，陶行知硕士毕业后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他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一批美国著名教育家，直接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在这里，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

　　1916年，陶行知在写给罗素院长的信中说：“我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

　　1917年，陶行知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学成归国，在回国的海船上，他许下诺言：“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单位的邀请来中国讲学，陶行知陪同并任翻译。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在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份举行演讲，并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在此期间，陶行知试图用杜威的教育学说来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可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到处碰壁。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陶行知根据中国的国情，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改造和发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北郊的晓庄，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立志“募集100万基金、征集100万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积极献身乡村教育。自此，晓庄师范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学说的第一个实践地和试验场。

　　在晓庄，陶行知有了施展拳脚的充足空间。陶行知吸取了杜威教育思想的三方面积极内容：一是注重科学；二是借助实验的方法；三是将教育与社会联系。在此基础上，他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造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突出的特点是：教育要以生活为中心，面向现实生活；要打破鸟笼，走向森林，走向社会，教育要伸张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活动。“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教育。”陶行知把教育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指出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与杜威教育思想的根本区别。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写道：“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作为杜威的得意门生，陶行知和老师杜威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7年2月，中国发生了“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杜威应陶行知的请求，联名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致电蒋介石，敦促蒋介石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释放“七君子”。当年12月13日，杜威又应陶行知的请求，与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也称《杜威宣言》），号召支持中国抗战、抵制日货，呼吁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12月14日，杜威致电印度尼赫鲁先生，请求全印度大会响应《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

　　1944年6月10日，杜威给陶行知写亲笔信，表达慰问。此时，杜威先生已经85岁高龄。陶行知收到杜威亲笔信的时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的黎明时刻。笔者深信，杜威先生这封满怀深情的慰问信，一定带给了陶行知强大的精神力量。

　　1946年12月，陶行知先生逝世后，全美教育界300多人在纽约举行了陶行知追悼会，杜威先生担任了追悼会的名誉主席，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追思陶行知献身教育的丰功伟绩。

　　2024年4月，笔者赴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中心和南京晓庄学院联合举办的《从哥伦比亚大学到中国——陶行知与他的精神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这封信的影印件。

　　这封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师生情谊的珍贵来信，历经80年的沧桑岁月，又回到了它始发的地方。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