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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缪志聪 见习记者 阿妮尔
3月4日、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相继开幕。“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深入了解他今年重点关注的教育话题和准备提交的议案、建议。
区域协同：提升长三角教育一体化水平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提出长三角地区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殷切期望。
“长三角地区教育是我国教育资源最集中、发展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肩负着为全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率先探路的历史使命。”葛道凯表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
“长三角地区的普通高校数超过全国的六分之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接近全国的五分之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C9高校数超过二分之一。” 葛道凯说，在长三角地区开展教育一体化发展创新实验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可为全国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为此，葛道凯建议，瞄准全球卓越的发展目标，设立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创新试验区，出台《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在长三角地区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持在长三角设立一批应用技术大学，支持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在长三角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赋予三省一市对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设立和撤销的部分权限。同时，打造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产学研合作共同体，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强高水平科技供给。
跨省调剂：化解教师编制紧缺难题
近年来，学龄儿童随父母跨省就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根据国家现行政策，流入地政府应安排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东部沿海省份是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地，大量随迁子女入学造成了教师的严重紧缺。
“以江苏为例，当前省外流入就读学生达104.28万，约占在校生的12.4%，根据国家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应增核编制6.59万个。”葛道凯列出了调研得到的一组数据。他说，在东部省份教师编制紧缺的同时，部分中西部省份的教师编制却因学龄儿童流出而大量空置。201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少数人口集中流入且尚未达到全国编制标准的省份，经中央编办同意可以按照国家标准核定编制，适度弥补中小学教师不足，“但此政策局限于省内适度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葛道凯建议，建立跨省流动学生教师编制统筹调剂机制，每两年开展一次统筹调剂工作，由中央编办根据各省份学生跨省学籍变动情况，将生源流出省份的富余编制调剂到生源流入省份，调增的编制专项用于补充中小学教师，所需经费由使用地区保障。“目前，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各省相关学籍信息变更操作均在学籍管理系统中直接进行，跨省学生流动均有据可查。”葛道凯说，在学籍信息管理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全国范围内跨省统筹调剂教师编制也有了测算依据和实施可能。
完善法规：巩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地位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主权象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政令畅通、经济流通的基本保障，更是提高国民素质、增进国家意识、铸牢民族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葛道凯说，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语言文字事业内外发展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相关法规更需要紧跟时代发展。
葛道凯说，经过调研发现，现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新需求。例如，随着信息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网络语言、外语新词、方言等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网络不文明语言，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障碍，但现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缺乏适用条款。
葛道凯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通知》和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都对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了部署，现在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此，他建议将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纳入立法计划并推动尽快出台，进一步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增强法律执行力；同时强化各级政府依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责任，将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纳入普法内容，制定落实语言文字事业规划和语言文字经费保障机制，并确保相关行业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与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加强统筹：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运行中，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究其原因，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很好地统筹使用，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目前，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总体上只是一个部门规定性文件，难以刚性落实。总体上，校企合作的制度及政策保障还不够，相关法规、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
葛道凯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
部门联动：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统一培养
今年，葛道凯还带来了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青少年体育教学、训练和竞赛体系”的建议。他说，部分青少年脱离学校教育甚至义务教育接受专业体育训练，违背人才成长规律，而一些赛事对参赛运动员资格设置限制性条件，不允许其他系统的运动员参加。长期以来，全国青少年训练和竞赛工作由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各自实行“分级比赛、分级管理”，缺乏科学统合，不但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而且影响青少年运动员健康成长。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大、中、小各个年龄段的竞赛活动要由教育和体育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全国学生运动会合并举行。
“只有体教融合、部门联动、多方参与，教育、体育部门统筹规划，体育部门依托学校教育系统，在全面普及体育运动的基础上逐级遴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才能真正构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葛道凯说，教学、训练和竞赛体系在国家层面实现统一，各类体育赛事“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各部门人才共育、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普通中小学校就会成为发现、挖掘和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基地，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路径选择也可以实现由“单选题”向“多选题”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