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原副校长，芬兰著名的教育家涅米（Niemi）教授对话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教育中的减负问题，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教育污染”这个概念，它很形象生动地解释了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今年5月，我有机会访问芬兰，参观了他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同时和芬兰的很多教育同仁相互交流。芬兰教育质量好，教师水平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芬兰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等学者曾提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强调的“标准化考试”“绩效”“竞争”思维不同，芬兰走的是“第四条道路”，即信任、创新、专业、民主的发展道路。

芬兰社会高度重视教育，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源开发和国际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国家战略，对教师充分信任。教师不只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被无情地驱动着耗尽自己的教育激情，相反，他们在包容、信任、尊重的社会环境中尽情发挥教育创造的想象力，自觉地、持续地推动芬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他们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不断创新，享受学习最本真的快乐。我在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原副校长，芬兰著名的教育家涅米（Niemi）教授对话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教育中的减负问题，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教育污染”这个概念，它很形象生动地解释了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社会上又对现行的教育制度不满意，朋友聚会都在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很多有条件的家长选择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国留学，似乎对中国教育丧失了信心。中国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去年春节期间12天没下楼，写了一篇7万字的文章《中国教育路在何方》，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应该说，每一个家庭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以获得优质的生活，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人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仁川举办了世界教育论坛，论坛主题就是“教育改变命运”。教育竞争激烈其实是社会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社会用人制度的学历主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传统，攀比文化、信任危机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学校内部的教育。当然，教育内部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我们的教育观念还相对比较落后，人才培养模式相对陈旧，“应试教育”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学校和家长只看重升学率，看重考分，破坏孩子自身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不顾孩子终身可持续的发展。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不是可以说是教育领域的“GDP观”。过去我们搞工业，追求GDP，结果污染了环境，现在治理起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北京的雾霾就是典型。如今，以追求“教育GDP”而产生对儿童的危害，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教育污染”？它破坏了学生学习本真的快乐和创造力的发挥，影响了教育培养人、发展人的基本功能，使教育不断异化，如若不及时治理，未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是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基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大家要觉醒起来，要用治理环境污染的觉醒和决心来治理“教育污染”。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转变教育观念，二是建立完善教育制度，依法治教。

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要用“升学率”、考试成绩来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让教育回归教育本真，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使学生得到全面而个性的发展。

家长的观念要转变。不要给孩子预设他的生活和前途，不要拔苖助长，要顺应儿童发展的自然，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人人成才的观念，热爱每个学生、尊重每个学生、理解和信任每个学生，把学习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自动、生动活泼地生活和学习。

政府要改进教育治理方式，简政放权，克服“教育GDP”的观念，明确学校职责，不要把所有社会责任都加在学校身上。

制度要改革，首先要改革评价制度。不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评价学校和教师，把教师从分数中解放出来。这样教师才能放开手脚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

（顾明远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

编辑：沈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