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教育新闻网讯 （通讯员 姜海婷 陈思宇）教师、院长、学者……南京医科大学社科部教授孟国祥有多个身份，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抗日战争的研究者，他担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最近，他的著作《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这是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选题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文化教育机构进行大迁移。政府力所不及的机构个人，为不做亡国奴，或不堪凌辱寻求生存，也纷纷踏上“去大后方”的路。“动员之广，规模之大，过程之艰，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孟教授说，这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当时的博物馆、图书馆、出版机构和艺术团体等文化机构的搬迁过程，以及大批学人的社会担当，呵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情怀。

史学家杨天石评价《烽火薪传》：“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

此外，孟国祥教授还著有《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国共抗战大肃奸》、《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江苏的文化劫难：1937-1945》、《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损失》等专著10余部。

今年，他参与编写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一书中，主要负责日军暴行与战争损失部分，该书已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对外发行。

《大劫难》：关注战时文化损失

“与逝去的生命同样令人痛心的，是日军在南京的文化掠夺！”孟国祥教授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从图书典籍、古建筑、文化古物到文化教育事业，详细记录了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严重破坏。但这些数字还远未能完全记录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化创伤。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对日军血腥暴行史的揭露，关于日军对南京乃至江苏文化的侵略及其损害研究，则显得十分薄弱。事实上，文化侵略与军事征服、经济掠夺同为日本侵华的手段。”

据统计，1937年南京有公私图书馆53家，藏书200多万册，而《江苏的文化劫难：1937-1945》并不是史料的简单呈现，而是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的深度研究与思考。书中以较详实的例证与数据说明江苏文化的总损失，把握江苏文化损失的总貌，而不止于以往宏观的描述，这为以往研究所未见；

书中还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研究专题，如：江苏高校内迁及其损失，为以后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思路；将江苏沦陷区教育忠贞志士进行专题研究，以说明文化损失不仅有物化的财产损失，更有无形的精神损害；剖析日军对南京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揭示日军掠夺图书的本质。

“历史很难的，历史完全靠史料去说话的。不能凭空猜测的。”孟国祥教授说：“研究一定要真实，要有理有据，尊重史实，客观陈述，不能瞎讲，不能虚报。”

《江苏的文化劫难：1937-1945》一书还对《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江苏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的成文时间以及数据可靠性进行了考证和辨析，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江苏、南京图书文物损失数量不符合实际的表述。作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的孟国祥还对当时南京市文物损失给出了一份清单：“图书：公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53118册另1790种59箱840部；字画：公464件，私7256件另6箱……”

截至1946年12月，江苏，尤其是南京的文化与教育损失经转算后，合计2645万多美金。据悉，除了图书遭劫外，南京众多科研单位的10多万件科学标本也遭到掠夺。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时南京各学校图书馆、民间藏书等无一不损失巨大。

孟国祥介绍：“1938年4月1日至4月5日，寺井义三郎等6个日本人率四五十人开了两辆车，劫运走无数图书。”当年11月，国学图书馆还曾雇用民船运出藏书57箱共3万余册到苏北兴化，但最终兴化被日军攻陷，寄存兴化北门观音阁的图书也一同被焚毁，损失书籍6830册。

“开展战时文化损失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日本侵华罪行本质的认识，拓展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而且也是对日本否认文化侵略的有力回击。”

研究抗战损失：我是个纯粹的史学研究者

孟国祥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抗战损失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抗战时期文化损失的研究。除了《大劫难》，还有《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南京文化的劫难：1937-1945》，此外他还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撰写并出版《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损失》。

“我自认为，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这也是我倾注大量心血的研究成果。”该书讲述抗日战争的经过和损失概述，战争的经过与受害范围，重点讲述南京地区战争损害的血证与国民政府对抗战损失的调查。战时、战后对南京战祸的揭露和查证。以及解放区损失及抗战损失查证，讲述中共抗日部队伤亡情况。被学术界誉为“史学工作者献给抗战胜利50周年的佳礼”、“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开拓创新的佳作”。

当时，他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无意中翻阅到一份国民政府于1947年初形成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这也是唯一留下的一份详细列举中国抗战期间所受损失的调查。说帖当时统计了中国的受害范围——

“8年来全国曾蒙战祸区域共有467市县。日本空袭广及16省，内含战区粤、豫、赣、桂、浙、闽、皖、湘、鄂、滇10省及陕、川、黔、甘、青、康等后方6省。空袭灾区至少应有23省。”

“二战以后为什么日本没有向中国赔偿？”、“战时损失了多少？”这些问题都萦绕在孟国祥的脑海。为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搜阅了无数的资料，走访了许多地方，终于写成《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作为负责幸存者口述史调查的研究会副会长，孟国祥也充分发挥幸存者的作用。据了解，目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在者已不到200人，且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自今年4月5日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成立以来，按计划开展了夏淑琴、张秀红、常志强三位幸存者个体和南京汤山幸存者群的口述史调查。孟教授曾多次到幸存者家中实地调查，采集了幸存者在南京大屠杀前的家庭、社会生活状况。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面对敏感和风险，要敢于讲实话。提起《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的出版历程，他用一个词形容——“好事多磨”。1990年完稿，直到1995年才顺利发行，期间几经波折。当时，有人问：“孟老师，您出这个书有什么背景啊？”孟教授坦然回答：“我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啊！单纯就是做历史研究的大学老师啊！一个纯粹的史学工作者啊！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弄清楚。”

“做历史研究，不仅要有远见，还要敢冒风险。”

著名党史学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廖盖隆老先生（曾任朱德秘书）为此书作序。当时，年逾古稀的廖盖隆先生看到书稿以后，手颤颤巍巍地写了七千多字的一个序《中日人民友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认为这是一个好书，值得发表。

该书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评和支持，甚至有美国人写信给孟教授，信中说道：“你要做索赔研究，我有很多资料，德国的，我给你寄过来。”

这都让孟教授感动不已，信心满满。

良师引领，做学术的有心人

“我最初只是高校政治老师，给学生讲授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孟国祥教授说：“但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是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过程。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因素，都影响着你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工作一段时间后，孟国祥教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助教进修班，开始系统深入的学习。而北京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聚集了大量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的学界泰斗，如中华民国史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五四运动史专家彭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央编译局研究室主任丁守和；中国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权威蔡德金；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史学的张作红、张同新等等。这些名家都是助教进修班的师资。

令孟国祥印象最深刻的是张静如教授。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都是分专题学习的。每次一听，都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而张静如教授每个专题只给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助教进修班的学生们讲一讲大的脉络，剩余的由学生回家自己看书钻研。

“张教授告诉我们，看书要发现书里面的问题，科研一定是发现教科书上没有的、甚至是与教科书上相反的观点。”孟国祥教授说道，“他特别提醒我们，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写了三点了，你再增加几点，这不是科研。科研一定是创新性的，其观点不一定要准确，但一定要自圆其说。”

全国人文学科主任委员、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张静如教授百忙之中仍旧对助教进修班学生特别关注，常说：“你们回去以后是做老师的。中国的老师很好当，也很难当。如果仅仅是为了当个老师，你都不需要到这里来。你们上课认真记笔记，听了很多，也记了很多，东抄抄西抄抄，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这边一年多，要学会科研，学不会，就不要来了。”张教授要求分专题写一篇三千字的科研小论文，主题自定，对每一份作业都认真细致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张静如教授修改的论文，我到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家里。”

“书读得多，不会说，不会写是不行的。”北师大马列所所长王朝美教授出口成章，逻辑性很强，一场报告记下来就是一篇不需要修改的文章。孟国祥在北师大努力打基础，训练逻辑思维和增进学术积淀。课程结束，从全国三百多人选入助教进修班的五十个学生，最后要选8篇文章，孟国祥的文章成功被纳入论文集。后来，金再及教授到南京时对孟国祥建议：“你在江苏，民国档案馆在这边。要充分抓好现有的资源。年轻人也不要急于出书，要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围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写系列的文章。条件成熟了，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就是一本书。”

由于政治老师和史学研究者有很大区别的，“方向很重要，一旦确定了，就要集中精力，努力去做。”于是，在老师的点拨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孟国祥便利用身边充足的资源开始了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今，人民大学等报刊资料已全文转载20多篇文章。

一定要有新东西，才有意义

“到我这个年龄，没有新的东西，就不要写，拾人牙慧没意思。一定要有新的东西，才有意义。”孟国祥说。

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常说：“孟老师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还经常到这边来。真是难得啊！”由于许多资料不对外公开，更别提在网上查到了，只能一点一点地想法设法翻阅资料，有时在馆里一坐就是几天。

“战争从来都是国家对国家的战争，民族对民族的战争。但实际上，百姓也要承担责任，出于不同的角色地位，其责任是不一样的。”

2000年，孟国祥教授写了中国第一篇《关于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承担的责任问题》，首次讲述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狂热支持。当时这篇文章写好了，没有敢发的杂志，都说日本侵略中国是军国主义的事情，认为日本老百姓没有责任，孟国祥教授则认为，侵华战争日本大众也需承担责任。

大量史实证明，日本百姓对于战争有着不小的责任：日本农民移了几十万到我国东北，占有和掠走土地。“这些信息都是通过查档案、史料获得。”

“日本有史料显示，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士兵日本新婚燕尔，迟迟不愿离家，妻子为了不要拖后腿，鼓励丈夫到中国前线去，竟从几十层楼上跳下去了！”

“东史郎也是一样，分别时，他母亲送他一把剑，如果打败了就让他自杀！而中国的母亲，再怎么样，也是希望孩子活着回来的！”

“每当一场战争打响，日本妇女儿童的大量慰问信就会涌过去。当时就有日本女子自愿做慰安妇随军！当时有一部作品《望乡》讲日本南洋女受迫害回到祖国。后来这作者到了东南亚访问考察以后，改变了原先的观点，其实日本妇女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她们同时也在收集当地情报，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成了日本的侵略者、间谍，为国家机器运转服务的。”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最先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做得较好的，大都是日本人，而且研究深入。” “尽管右翼势力存在，但日本有很多人是真心诚意地道歉的，承认先辈当年的侵略行径，有些日本人得知祖辈对中国的侵略后，当场痛哭流涕，鞠躬道歉，有些甚至会跪下来。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也是承认侵略事实的。”

日本熊本农业高等专科学校的梶田健好曾专门将孟国祥请到自己家住了三天，其夫人梶田新子当时表示“一定要到中国，为中国做点事情。”后来，孟教授帮助联系南京外国语学校，梶田健好如愿义务教了2年日语课程。十年前的一次赴日本广岛讲学时，有一名90多岁、被中国政府释放的日本战犯专程乘车赶到会场来参加晚上的聚会，特地恭敬地给孟国祥教授送上一支自来水笔作为纪念。

最终，《民国档案》发表了这篇论文，随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也全文转载。

“要做一个学术上的有心人。”孟国祥常和学生说，“听报告时，哪怕记住有一句有用的，就很好了。要抓住报告内容的闪光点，并且做到学以致用。”他常常翻阅杂志目录和报刊资料索引，了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别人研究过了的，还去研究，有什么意义？所以，写东西，就要是开创性的；就要做特定领域第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

就有日本学者这样介绍他—— “研究抗日战争损失和索赔的第一人”，即指他在中国研究该领域迈出步伐领先。如今所有相关学术著作，交代研究背景的时候也都要提及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我只是用心做了喜欢的事

在近四十年的研究历程中，孟国祥教授时不时会感慨：“没有专门研究的平台，没有研究的团队，也没有专项研究资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闯过来，一个人关起门来做。几百万字，都是我一个个自己查出来的，一个个自己写出来的，一个个自己反复修改出来的。”

总有人会说“你一个医科院校的，怎么会做历史学研究？”，有人质疑“你这是旁门左道啊，怎么可能搞出来啊？”

2014年12月9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给11位中外人士颁发第五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孟国祥教授获此荣誉。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学者，一个纯粹的大学老师，所有的奖都是次要的，更不谈不上什么大家，我现在的研究只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罢了，我不过是用心做了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编辑：汤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