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旧话

深冬了，冷得百无聊赖，捧着热热的茶杯，对窗独坐。不知怎地，窗外忽就飘进了红薯的香味，自然的，也就想起了烤红薯。

记得小时候，家里老是缺粮，父亲做着生产队长却又无济于事，母亲就想着法子给我们家搞吃的。地里极易生长的红薯便成了我们家的主食，先是煮烂了吃，吃腻了，就切成片炒着吃，但吃多了，竟也怕，于是就烤着吃，母亲说吃烤红薯长个子。

每次烧完饭，趁着柴火还未熄，将红薯放入灶膛里，用红红的灰将他们捂了。估摸一顿饭的功夫，灶膛里便溢出了烤红薯的香味，淳淳的，浓浓的，如春节时葱油饼的油份渗透纸包那般，无声无息又不可阻挡地直入人心脾。每每这时，我们姐弟五人便很规矩的坐成一排，由母亲将红薯一个个拨拉出来，吹掉余灰，逐一分发给我们。

拿到自己的一份烤红薯，往往先是在手心捂上一阵，使劲地嗅嗅香味，然后很是细心地掰开，一阵白气过后，就看到了橙黄的红薯肉，慢慢咬上一口，那甜、那香，便一并儿随着热气涌入了胸口，使人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家里的灶膛不大，也就只能烤四五只红薯而已。红薯的个头有大小，起初，姐弟五个都争大的，母亲于是说服姐姐和哥哥，将那最大的一个给我。我那时到也十分地卖乖，总是掰下一大块给母亲，母亲不肯吃，却总是很津津乐道地把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告诉邻居和亲戚。

那时，父亲不常回来，带着一帮子民工外出开河去了。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从100多里外的九圩港工地回来，我们姐弟几个很高兴，去搜父亲的口袋，却是空的；母亲心疼地去做饭，父亲揭了米缸的盖子，叹口气，对母亲说：“算咧，不烦，烧锅开水烤俩红薯罢！”

母亲便急忙烧水烤红薯。

后来父亲便给我们讲故事：说是有一个大法官，叫徐九经，为了百姓，得罪了更大的官，于是被撤职，回家卖红薯去了。

我们姐弟几个便打抱不平，上三年级的大姐说应该给那姓徐的大官再升一级才对，父亲笑笑，很是慈爱地拍拍我们的头，没说话。

那个冬季，父亲便不再外出，而是扛着锹同其他人一起翻地，晚上回家同我们一起吃烤红薯。大姐说，父亲被撤职了。为什么被撤职，父亲没说，我们也不敢问。

上一年级的三姐很聪明，她神秘地告诉我们：“爸爸被撤职，肯定是不听话！我们的组长不听老师的话，也要被撤职的。”

我和哥哥那时只有点头的份，于是我们就点点头，也怪父亲多事，干嘛不听话呢？

岁月流逝，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姐弟五个都有了各自的工作。一半由于机遇，一半由于能力，我没有能够当官。但我不会忘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父亲讲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故事。

看着案头一大叠的作业本，不禁就想，也许我的学生将来会当官，大官抑或小官，有权抑或无权，总应该让他们知晓卖红薯的故事。

这样想着，不觉就打算，明天，写信给父亲，说周末回家，吃烤红薯。

推开窗，暮色里，小城街道的那个拐角，有一个老头，守着火炉，在卖烤红薯。老头儿的叫卖声，悠悠的，长长的……

编辑：李月昭